未富先老问题凸显 人口战略面临转折

1973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改变中国。从宏观上看，它改变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从微观上看，它改变了社会 每一个细胞的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家庭模式，改变了新一代人的身心成长、精神面貌，从而在最本质上改变了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文章如是 说。

　　文章介绍,近日，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中有两个数字最为引人关注：其一，到2020年，20－ 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左右；其二，本世纪40年代后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3亿人。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是底层男性结婚难，将会导致 社会秩序混乱，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例不断提高，给“未富先老”的中国，给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不止以上两个：人口文化素质、劳动技能水平、出生缺陷率、城乡分布、人口流动——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幷且已经威胁社会经 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例如人口素质和人口劳动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更为直接的，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连续出现“技能民 工荒”；例如人口性别比失调，因此，必须以更迫切的心态、更严正的关注，去面对、去解决。

　　文章称，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等机构在北京举行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会议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历经30多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客观总结。

　　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主要矛盾，被判断为人口数量问题，因此，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就是控制人口数量，而计划生育政策也被普遍简化误解为“独生子女”政策。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 深刻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复杂。

　　基于上述客观存在的变迁，中国的人口政策也正面临重要转折。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11月30日，由胡锦涛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 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必须由单纯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必须由行政 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综合施治转变，着重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重点任务。会议中提出的两个“转变”引人注意，它很可能带来1973年以来最重要的人口政策调整。

　　文章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基础。但是，在连续性的基础上，转变更值得关注。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全面改善人口状况转 变，这目标是美好而完善的，但是行动也必将是艰难的。例如，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是，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的客观事实之下，低生育率几乎必然地带来人口老龄 化。这一状况刚好与前一阶段的“人口红利”相对应：出生率低，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口少，劳动人口承担的负担小，社会财富得以累计，人们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出生率低，几十年后的劳动人口减少，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多，社会负担明显加重，如果社会财富积累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赡养任务，那便是“未富先老”的社会难 题。

　　文章最后强调，一个“综合治理”的政策就是要处理各种矛盾、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因此，综合治理的人口政策不可能像当初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 数量那样快速见效，但是若能以耐心和诚意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若能勇敢地辨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若能够抛开成见抓大放小，那么，一个综合治理的人口政 策，也一定可以带来一个人口状况全面改善的效果，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更深刻、更长远、更值得期待的转变。

崛起的印度是中国的商业伙伴，而非朋友

　　尽管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最终有可能走向经济冲突，但他们也注意到，在公开场合，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淡化竞争、强调合作。中国和印 度谁将成为最有实力的全球经济体？亚洲的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占了全球人口的1/3强，很多观察家倾向于把这两个巨人合在一起分析，称之为注定要主导全球 “经济光谱”的未来世界大国，但是，美国《沙漠太阳新闻报》刊载署名莫里斯•R•贝斯克洛斯的文章称，“中印”(Chindia)这个概念证明是一个神 话。

　　●目前尚处竞争低潮

　　贝斯克洛斯称，由于两国的人口增长、工业化进程和生产线的扩张促使两国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竞争会日趋激烈，当前聚焦于不同战略的这两个亚洲经济巨人最终可能走向冲突。

　　目前，印度和中国在不同的轨道上进行竞争。中国集中于吸引全球主要日用品的制造商。中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设施使在中国基地上进行生产和全 球分发成为可能。这使中国在铜、铁和钢制成品方面成为了世界领导。直到最近，中国才进军高科技领域和国际知名品牌，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希望放缓基于廉价劳动 力和生产大量日用品的经济增长。而印度从1990年起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并把其作为印度发展出口的一个手段。由于成功地复制了美国的硅谷经验，印度 一下子跻身于全球高科技领导之列。按目前的扩张速度，印度注定要成为高科技产品生产、组件和服务的全球领导。

　　由于两国的经济目标完全不同，所以尚在萌芽状态的中印竞争仍然处于低潮，但是变化的环境会迫使这两个相对友好的邻居走向越来越多的对抗。作为 人口大国，两国每年都要创造1500万个新工作机会，以便把年轻人纳入到劳动大军当中，这将不可避免地在现有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上产生竞争。

　　●商业伙伴而非朋友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存在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之间的，很可能是一种有序的竞争关系，即便两国都寻求拓展双边合作。

　　美国《华盛顿时报》载文称，中印这种潜藏着的对彼此意图的警惕乃至怀疑时有出现。但在公开场合，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淡化竞争、强调合作。 2006年11月，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承诺两国“在遵循各自国际承诺的同时，促进在核能领域的合作”——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承诺，不太可能付诸行动。

　　对印度来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是有意义的，它可致力于通过与美日等国家的战略关系，来缩小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并建构在亚洲的更大稳定和力量均 势。而对中国来说，强调合作与其宣扬“和平崛起”的大战略相一致。这两个国家陷入了被一些人视为现代世界史上最旷日持久的领土谈判进程。印度领导人强调， 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不可逆转”。　　确实，印度和中国在保持和平的外交关系上有着共同利益，这是两国持续的经济现代化和安全的保证。但是，两国在地缘政治 问题上走不到一起。这也解释了“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何以空洞的原因所在。双方唯一能展示的就是快速增长的贸易。两国双边贸易额已从1990年的2.6 亿美元增至今年的近200亿美元。

　　今天印度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只是两种，即在面对中国时要么选择示弱，要么选择对抗。印度不可能选择这两种方式，而是可在两种极端之间作出多种选择。

　　印度可以通过一种现实的政策来抗衡中国的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印中仍是商业伙伴而非朋友。不过，没有一方愿意看到彼此间的竞争转为对抗。（来源: 赢周刊）　

有关文艺复兴——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

文章作者：崔卫平
文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u/473d066b0100078z

除旧布新，向拜物教开战

刘军宁先生以“文艺复兴”之名，重申人的尊严，强调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维持在摄取食物的水平之上，不应该满足于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和身躯。对于我 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是一个非常中肯和有力的眼光。也许“文艺复兴”这种表述令人感到突然，但我们远远不必拘泥于某个字词，而要通过这个字词，看看作者已 经发展出怎样的表述，这个表述还具有那些空间，还可以怎样继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秋风先生所做的批评，则比较停留于表面上的提法，尤其是忽视了刘军宁先生是如何怎样阐述“个人” 的。刘先生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水平的“个人”的状态上，更没有止步于秋风先生所指出的“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而是进一步呼吁有尊严、有思想、清醒而严肃 的那样一种“个人”。笔者同意秋风先生所说的“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试图做过相关表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做一件事情同 时，又做另外一件同样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 个人的自由。在今天，有谁能够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个人自由即在社会中的自由？

联系我们所处的现实，不能不发现刘军宁先生这个表述的重要意义所在。从批判性方面来说，“文艺复兴”的主要矛头 是指向教会，指向这个管辖人的灵魂、本身却没有灵魂的庞大存在。在教会享尽一切人间和天上的荣耀财富之后，仅仅将贫困和虚空丢给了教堂门口的人们。我们今 天有着一种新的宗教崇拜，那就是“拜物教”：一切以“物”的尺度来衡量，只有在物质的层面上才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任何东西只有变为物质，变为可见的 “物”的存在与统治，才是具有说服力和令人认可的，所有那些属于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包括刘军宁先生所说的“有关人自己的知识”，都被弃之如敝 屣。马克思曾经运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语言进行资本主义劳动批判，将这两人当年的句法加以变换一下即是：“要使物质变富，人就必须贫穷；因而物质若是一切， 人就应当乌有。”其中的“人”，是指富有人性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在“物”的力量面前，表现出那样一种贪婪得近乎无耻的冲动。另外有一个与“物”完全匹配东西便 是“权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物性”力量，因此权力崇拜也是一种物质崇拜。在今天对于权力的无限崇拜也同样俯拾皆是，严重危害了我们民族的机体，侵蚀了民 族的道德和尊严。在人们痛恨的种种乌烟瘴气的表现面前，难道不需要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来荡涤这些污泥浊 水，扫除陈规陋习，重申人的价值和尊严吗？至于这个运动叫什么，或者它是否叫“运动”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不重要。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那个我们称为玫 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其实在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只是一个“伪称”。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如果允许我来尝试，我宁愿选择“文化现代性”这个现成的字眼，来传达刘军宁先生想要表达的东西，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生发他所提出的问题。

从哈贝马斯那里，我们得知“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这样一组区分的概念。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 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官方与民间一致追求“现代”的热情，很大程度上 是指向“社会现代化”的。

但是在文化现代性面前，却不容出现这样混淆。“文化现代性”的前提是所谓“除魅”，即不再存在一种社会整合力 量，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说，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魅”是就它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影响”而言。在文化现代性视野之中，如此不容商量便 十足“魅力”的力量不复存在，从此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 不能等待任何权威来加以发放。这并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必须另搞一套，出现像秋风先生所担心的“放纵的个人主义”，而是说——事关个人，就要由个人出面同意； 作为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和规范，也必须借助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商，而不能由一部分人强加于另外一部分人。

在强制性力量衰落之后，有必要在现代情境之下，提供一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价值理想，而这套理想同时亦能够符合 “自行营造”这个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指出，正是启蒙的理想，响应了这套价值表述的要求。在个人的阅读经验中，我觉得没有比钱先生 所列举的这样几点，更为清晰集中地表述了这套价值的核心：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

(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集体身分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

(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蕴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甚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

(4)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涵蕴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蕴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甚么样的道德限制。

这套逻辑严谨的表述其实并不复杂，在课堂上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将这几句话背诵下来，因为它们实在说得太好了。于 其中，处于起点和中心的都是刘军宁先生所表达的“个人”，但又有所超出，更为完备。实际上，我们喊了多少年的现代社会，但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说是人人耳熟能详，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比较陌生的。近年来人们十分不满于“大片”电影中表述的那些钩心斗角、曲里拐弯的东西， 部分原因是因为构成“大片”的社会正面价值，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和清晰的表述。而将此进一步转换为有迹可寻的一套叙事伦理，更是遥远得很。

审美现代性

在“文化现代性”中，包含和发展着另外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在很多人们看来，它被认为是对于“启蒙”理论的 反拨。但是，从我们这个远离现代性的遥远立场上看过去，它们之间的相同要比不同还要更加突出一些。当“文化现代性”强调各个领域必须自主、自我立法，同时 也必然包含肯定审美自主性在内。审美自主性意味着决定艺术作品成就的，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不在于是否表达了既定的社会道德观念，甚至不在于是否表现了某 种现实。那种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与艺术作品的自主要求是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当下现实的语境，不与当下现实进行有效 对话，便缺少一种开放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开启文化现代性的道路上，审美现代性始终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发挥着用鲜活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文艺家笔下恣肆汪洋、饱满丰富的人物角色，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或深邃或宏大、或微妙或辽阔、或阴郁或明亮、或微弱或有力量的 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能够了解更加宽阔的人性空间，来关照自己所处的现实和内心？若没有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波德莱尔、 陀思托也夫斯基、卡夫卡、里尔克、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没有所有那些在这个星空上闪烁的巨星和较小的星星，我们怎么取得一种自我认识的现代文化？可以断 言，没有这些感性的、形象的表述，现代文化便不成为现代文化，说得重一些，缺少它们现代文化便不复存在。

而且在当代，文艺作品仍然保存并继续追求现代价值理想，在一种看似边缘或者“迷狂”的状态之下，保持对于当代社 会的清醒、距离和批判的力量，使人们免于在不知不觉当中沦为市侩或者埋头于计算的单面人，机械人，成为各种各样失掉了血色的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及学术动 物。阿尔多诺将此表达得十分清楚：自律的艺术便有可能站到社会的对立面。那些表面上纯粹的和精心构筑的艺术，是对于人遭到贬低境况的无声抗议。艺术作品看 起来偏离社会，但却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坚决批判。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自苏联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种特殊的道德匮乏的情况下，曾经表达过“美学是 伦理学之母”的看法。

这就是我对于秋风先生所说的“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感到震惊的缘故，对于他进一步所说的“政府也曾经 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指“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感到十分愤慨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表述中，一向追求严肃的秋风先 生是不够严肃的，不够中肯的。像柏拉图似的如此敌视文艺，对于一个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得十分古怪。

终于有一位刘军宁先生意识到文艺作品在打造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当中发挥的作用了。但我希望他并不是拿文艺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途径，不是将文艺祭奠于宪政框架之前，而是将文艺当作文艺自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不比宪政学的学问高，也不比宪政学的学问低。

人性的锻造与刷新

在我们今天“社会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之后，在我们已经解除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之后，还能做什么？还需要什么？这些话题渐渐浮现出来。不久前北京一家刊物 “SOHO小报”便适时组织了一期讨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来得有些迟了。只有在起点上具备的东西，在终点上才能够出现。如果在我们发展“社会现代化”之初就 拥有一个能够超出它的视野，今天的情况恐怕不至于如此简陋与粗鄙。当然，任何时候“亡羊补牢”都不会太晚。

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创造出 来？在我们重新安排世界之际，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面貌？或者在我们人性小小的范围之内，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一段需要用双脚才能走完 的道路——从这头到那头、从东边日出到西山日落？

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经历。我们都有过谈恋爱的经验。在恋爱的过程中，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 意，我们另一份不同人性就在其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感到自己更加轻盈纯净，更加敏感灵动，或更加开阔深沉。总之，是我们创造了恋爱，同时恋爱又反过来创 造了我们，将我们的人性加以重新刷新。

黑格尔讲过一个小男孩往水里扔石子的故事。闲逛无事的男孩往水里扔了一个小石子，这个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这令小男孩惊诧不已，当他看着不停扩大的水圈，他感到自己力量延伸、体现和证明，水圈是他的一个力量杰作。而同时，当他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他眼睛的能力 也在生长，他心灵的感受力也在生长，他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 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他自己。这个内在人性的收获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渗透浮现。

有关锻造和刷新人自己的故事，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丰富精彩的体现。最著名的要算歌德的《浮士 德》。在魔鬼的带领和帮助下，老眼昏花的博士博士返老还童，在大世界中沉浮游荡，先后经历了五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爱情、政治、美的活动、科学试验以及劳动 创造世界。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世界，造成了某些看得见的业绩，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这就是他本人、他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感受。，在经历过 政治活动之后与之前，他的眼光和处事能力是不一样的；在经历过移山填海之前与之后，他的力量和人性收获也大不相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并不是死水一潭，而是随着周围世界的风景和我们的行动，发生相应的变动和变化，它如同流动的活水一般的东西——不仅在于我们过去及今天是什么，而且还在于我们将可能成为什么。而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

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

事到如今，当我们清点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财富时，是否也可以同时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如何？——我们的理性是否 变得更加坚实和精粹？我们的感受是否变得更加敏锐和灵动？我们的心灵是否变得更加正直、勇敢和良善？我们在道德上是否变得更加清晰和富有力量？我们在语言 和行为两个方面是否变得更加中肯和忠直？当清晨或者夜晚我们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是否对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它没有被消耗、摧毁得全然失掉光彩和内涵？以 及我们的身材，它看起来是否没有被各种负担完全压跨、彻底失掉了形状？

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更高评价还是更低评价？我们对自己是更加满意了还是更加不满意了？在满足这个世界对 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考虑也许从此之后， 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按照自己地内心去说话，而不是漫天不着边际？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行动，而不是像陀螺 一样被他人抽着转动？

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 人尊重自己？珍爱他人如同希望他人珍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 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卒，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

如前面所说，事关自己，要征得自己的同意。假如不愿意继续下去，可以考虑想点办法，做出一些改变了。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央行：正关注Q币等网络虚拟货币问题

　　中评社香港1月11日电／当前针对互联网上出现的Q币虚拟货币等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表示，这一新的支付手段有活跃经济的作用，但如果Q币的发展中蕴含着风险，是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

　　“人民银行正在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如果通过虚拟货币的渠道进行洗钱犯罪，央行将坚决打击。”李超在“全国金融知识巡展暨广东金融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所谓网络虚拟货币，是指一些网络公司为方便网民支付服务费用，推出的一种网上虚拟货币，网民可通过网站赠送或优惠支付等手段获得这种“货 币”，有的还允许网民用实际货币来购买这种虚拟货币。以腾讯公司推出的Q币为例，据其网站介绍，1元人民币购买1个Q币。Q币支付卡以实物卡方式销售，实 物卡面值有10元、15元、30元，网民可在全国各地进行购买这种卡。

　　“Q币是近来媒体关注的热点，但说到Q币已经严重冲击人民币，我个人判断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李超表示，“但关于Q币的问题，人民银行确实在关注。”

　　李超说，因为Q币是在目前科技进步、网络环境下新产生的支付手段，这种新的支付手段对活跃经济有很多好的作用，但同时，如果Q币的发展中蕴含着风险，是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

　　对于虚拟货币的有关问题，李超表示，2006年底反洗钱法已经正式颁布，从2007年开始，反洗钱领域也将逐步扩大，不仅局限于银行业，还要逐步扩大到证券、保险业以及其他非金融的特定领域，凡是涉及到洗钱的行为都要坚决打击。

　　“如果说，有通过虚拟货币的渠道进行洗钱犯罪的话，是人民银行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和打击的一个方面。至于什么时候出台相关办法还要看情况的发展。”李超表示。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石激起千重浪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10日载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引人注目》，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经过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载后，引起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

　　俞可平的身份以及文章直截了当的题目，使文章背后可能代表的政治涵义营造了丰富的想像空间。

　　1959年出生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华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他身兼多职，除了副局长，也是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等。

　　中央编译局传统上的任务是翻译马列经典，属于“冷衙门”，但是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也经常会接到高层要求的一些调研工作，俞可平因而也被视为中共的“文胆”和智囊，加上今年又是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政治敏感年，海外媒体自然对他这篇公开肯定民主的文章格外重视。

　　舆论认为文章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执政的合法性展开新论述。香港《亚洲周刊》指出，俞文把中共带回与普世价值接轨的正道上。美国世界新闻网的报道形容这篇言辞大胆的文章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

　　俞文对民主正面直接的肯定，幷且严格按照西方价值观做解释，显然有为民主正名的意图。俞文尖锐地指出，对于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民主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其权力要受到公民制约，不能为所欲为，似乎印证了文章被主流宣传系统抵制的看法。

　　中共推动的经济改革在提升发展水准的同时，也衍生了一批钻营改革过程里体制转型漏洞的利益贪腐集团，他们或凭藉权力扭曲垄断市场、或依靠勾结奸商化公为私，更利用舆论蒙蔽社会，混淆反思改革为反改革，拥护对自己有利、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反对制约自身利益的改革深化——健全经济体制以及开放的政治改革。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假设俞文确实获得默许，或代表他的改革思维，则文章的内容及发表的做法，毋宁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谨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