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问题凸显 人口战略面临转折

1973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改变中国。从宏观上看，它改变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从微观上看，它改变了社会 每一个细胞的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家庭模式，改变了新一代人的身心成长、精神面貌，从而在最本质上改变了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文章如是 说。

　　文章介绍,近日，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中有两个数字最为引人关注：其一，到2020年，20－ 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左右；其二，本世纪40年代后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3亿人。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是底层男性结婚难，将会导致 社会秩序混乱，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例不断提高，给“未富先老”的中国，给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不止以上两个：人口文化素质、劳动技能水平、出生缺陷率、城乡分布、人口流动——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幷且已经威胁社会经 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例如人口素质和人口劳动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更为直接的，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连续出现“技能民 工荒”；例如人口性别比失调，因此，必须以更迫切的心态、更严正的关注，去面对、去解决。

　　文章称，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等机构在北京举行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会议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历经30多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客观总结。

　　中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主要矛盾，被判断为人口数量问题，因此，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就是控制人口数量，而计划生育政策也被普遍简化误解为“独生子女”政策。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 深刻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复杂。

　　基于上述客观存在的变迁，中国的人口政策也正面临重要转折。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11月30日，由胡锦涛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 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必须由单纯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必须由行政 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综合施治转变，着重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重点任务。会议中提出的两个“转变”引人注意，它很可能带来1973年以来最重要的人口政策调整。

　　文章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基础。但是，在连续性的基础上，转变更值得关注。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全面改善人口状况转 变，这目标是美好而完善的，但是行动也必将是艰难的。例如，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是，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的客观事实之下，低生育率几乎必然地带来人口老龄 化。这一状况刚好与前一阶段的“人口红利”相对应：出生率低，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口少，劳动人口承担的负担小，社会财富得以累计，人们生活水平得以提高； 出生率低，几十年后的劳动人口减少，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多，社会负担明显加重，如果社会财富积累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赡养任务，那便是“未富先老”的社会难 题。

　　文章最后强调，一个“综合治理”的政策就是要处理各种矛盾、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因此，综合治理的人口政策不可能像当初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 数量那样快速见效，但是若能以耐心和诚意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若能勇敢地辨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若能够抛开成见抓大放小，那么，一个综合治理的人口政 策，也一定可以带来一个人口状况全面改善的效果，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更深刻、更长远、更值得期待的转变。

崛起的印度是中国的商业伙伴，而非朋友

　　尽管有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人最终有可能走向经济冲突，但他们也注意到，在公开场合，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淡化竞争、强调合作。中国和印 度谁将成为最有实力的全球经济体？亚洲的这两个经济超级大国占了全球人口的1/3强，很多观察家倾向于把这两个巨人合在一起分析，称之为注定要主导全球 “经济光谱”的未来世界大国，但是，美国《沙漠太阳新闻报》刊载署名莫里斯•R•贝斯克洛斯的文章称，“中印”(Chindia)这个概念证明是一个神 话。

　　●目前尚处竞争低潮

　　贝斯克洛斯称，由于两国的人口增长、工业化进程和生产线的扩张促使两国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竞争会日趋激烈，当前聚焦于不同战略的这两个亚洲经济巨人最终可能走向冲突。

　　目前，印度和中国在不同的轨道上进行竞争。中国集中于吸引全球主要日用品的制造商。中国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设施使在中国基地上进行生产和全 球分发成为可能。这使中国在铜、铁和钢制成品方面成为了世界领导。直到最近，中国才进军高科技领域和国际知名品牌，中国的经济决策层希望放缓基于廉价劳动 力和生产大量日用品的经济增长。而印度从1990年起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并把其作为印度发展出口的一个手段。由于成功地复制了美国的硅谷经验，印度 一下子跻身于全球高科技领导之列。按目前的扩张速度，印度注定要成为高科技产品生产、组件和服务的全球领导。

　　由于两国的经济目标完全不同，所以尚在萌芽状态的中印竞争仍然处于低潮，但是变化的环境会迫使这两个相对友好的邻居走向越来越多的对抗。作为 人口大国，两国每年都要创造1500万个新工作机会，以便把年轻人纳入到劳动大军当中，这将不可避免地在现有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上产生竞争。

　　●商业伙伴而非朋友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存在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之间的，很可能是一种有序的竞争关系，即便两国都寻求拓展双边合作。

　　美国《华盛顿时报》载文称，中印这种潜藏着的对彼此意图的警惕乃至怀疑时有出现。但在公开场合，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淡化竞争、强调合作。 2006年11月，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承诺两国“在遵循各自国际承诺的同时，促进在核能领域的合作”——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承诺，不太可能付诸行动。

　　对印度来说，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是有意义的，它可致力于通过与美日等国家的战略关系，来缩小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并建构在亚洲的更大稳定和力量均 势。而对中国来说，强调合作与其宣扬“和平崛起”的大战略相一致。这两个国家陷入了被一些人视为现代世界史上最旷日持久的领土谈判进程。印度领导人强调， 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不可逆转”。　　确实，印度和中国在保持和平的外交关系上有着共同利益，这是两国持续的经济现代化和安全的保证。但是，两国在地缘政治 问题上走不到一起。这也解释了“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何以空洞的原因所在。双方唯一能展示的就是快速增长的贸易。两国双边贸易额已从1990年的2.6 亿美元增至今年的近200亿美元。

　　今天印度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只是两种，即在面对中国时要么选择示弱，要么选择对抗。印度不可能选择这两种方式，而是可在两种极端之间作出多种选择。

　　印度可以通过一种现实的政策来抗衡中国的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印中仍是商业伙伴而非朋友。不过，没有一方愿意看到彼此间的竞争转为对抗。（来源: 赢周刊）　

有关文艺复兴——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

文章作者：崔卫平
文章链接： http://blog.sina.com.cn/u/473d066b0100078z

除旧布新，向拜物教开战

刘军宁先生以“文艺复兴”之名，重申人的尊严，强调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维持在摄取食物的水平之上，不应该满足于靠食物充实自己的肚皮和身躯。对于我 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是一个非常中肯和有力的眼光。也许“文艺复兴”这种表述令人感到突然，但我们远远不必拘泥于某个字词，而要通过这个字词，看看作者已 经发展出怎样的表述，这个表述还具有那些空间，还可以怎样继续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秋风先生所做的批评，则比较停留于表面上的提法，尤其是忽视了刘军宁先生是如何怎样阐述“个人” 的。刘先生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水平的“个人”的状态上，更没有止步于秋风先生所指出的“近乎放纵的个性解放”，而是进一步呼吁有尊严、有思想、清醒而严肃 的那样一种“个人”。笔者同意秋风先生所说的“需要社会复兴运动与道德重建运动”，并且在这两方面都试图做过相关表述，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做一件事情同 时，又做另外一件同样是有意义的事情？并且，有关个人尊严和自由的任何一种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理论而不仅仅关乎个人，都是考虑在社会生活里如何保持 个人的自由。在今天，有谁能够得出结论，说我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个人自由即在社会中的自由？

联系我们所处的现实，不能不发现刘军宁先生这个表述的重要意义所在。从批判性方面来说，“文艺复兴”的主要矛头 是指向教会，指向这个管辖人的灵魂、本身却没有灵魂的庞大存在。在教会享尽一切人间和天上的荣耀财富之后，仅仅将贫困和虚空丢给了教堂门口的人们。我们今 天有着一种新的宗教崇拜，那就是“拜物教”：一切以“物”的尺度来衡量，只有在物质的层面上才是被允许和被鼓励的，任何东西只有变为物质，变为可见的 “物”的存在与统治，才是具有说服力和令人认可的，所有那些属于人的价值，人的精神生活和感受，包括刘军宁先生所说的“有关人自己的知识”，都被弃之如敝 屣。马克思曾经运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语言进行资本主义劳动批判，将这两人当年的句法加以变换一下即是：“要使物质变富，人就必须贫穷；因而物质若是一切， 人就应当乌有。”其中的“人”，是指富有人性的存在。

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在“物”的力量面前，表现出那样一种贪婪得近乎无耻的冲动。另外有一个与“物”完全匹配东西便 是“权力”，它同样也是一种“物性”力量，因此权力崇拜也是一种物质崇拜。在今天对于权力的无限崇拜也同样俯拾皆是，严重危害了我们民族的机体，侵蚀了民 族的道德和尊严。在人们痛恨的种种乌烟瘴气的表现面前，难道不需要一场除旧布新的运动，来荡涤这些污泥浊 水，扫除陈规陋习，重申人的价值和尊严吗？至于这个运动叫什么，或者它是否叫“运动”还是别的什么，这些都不重要。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那个我们称为玫 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其实在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也只是一个“伪称”。

文化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如果允许我来尝试，我宁愿选择“文化现代性”这个现成的字眼，来传达刘军宁先生想要表达的东西，并希望能够在一个更加宽阔的范围之内，进一步生发他所提出的问题。

从哈贝马斯那里，我们得知“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这样一组区分的概念。哈贝马斯用“社会现代性”来指称韦伯所理解 的“现代性”，它主要体现为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国家，即所谓“现代化”的方案上面。在很大程度上，八十年代官方与民间一致追求“现代”的热情，很大程度上 是指向“社会现代化”的。

但是在文化现代性面前，却不容出现这样混淆。“文化现代性”的前提是所谓“除魅”，即不再存在一种社会整合力 量，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说，贯穿支配人们的生活及知识的各个领域。“魅”是就它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影响”而言。在文化现代性视野之中，如此不容商量便 十足“魅力”的力量不复存在，从此人们各忙各的，每种力量、每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论证，每个人也都需要自我引导，自行营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 不能等待任何权威来加以发放。这并不是说每个人自己必须另搞一套，出现像秋风先生所担心的“放纵的个人主义”，而是说——事关个人，就要由个人出面同意； 作为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和规范，也必须借助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协商，而不能由一部分人强加于另外一部分人。

在强制性力量衰落之后，有必要在现代情境之下，提供一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价值理想，而这套理想同时亦能够符合 “自行营造”这个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指出，正是启蒙的理想，响应了这套价值表述的要求。在个人的阅读经验中，我觉得没有比钱先生 所列举的这样几点，更为清晰集中地表述了这套价值的核心：

（1）启蒙肯定理性，是因为认定一己以及共同生活的安排，需要由自我引导而非外在（传统、教会、成见、社会）强加；至于理性这个概念是否适当的表述了人的自主与反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如何发展出一套后形上时代的理性概念。

(2)启蒙肯定个人，是因为认定个人不仅是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的终极单位，更是承受痛苦与追求幸福的最基本单位；至于这种个人是否一定沦为抽象、原子、普遍式的个人，从而忽略了社会脉络与集体身分的主张，也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关于个人之构成的理论是否层次丰富。

(3)启蒙肯定平等，是因为认定每个人自主性的选择，所得到的结果，具有一样的道德地位；至于这种道德地位的平等，涵蕴着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平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看我们对于「待人为平等的主体」发展出了甚么样的政治理论和资源分配原则。

(4)最后，启蒙肯定多元，因为所谓自主的选择，预设了能够在其间选择、调整的众多选项、也涵蕴着不同的选择与修正结果；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蕴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又是另外的问题，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甚么样的道德限制。

这套逻辑严谨的表述其实并不复杂，在课堂上我曾经要求我的学生将这几句话背诵下来，因为它们实在说得太好了。于 其中，处于起点和中心的都是刘军宁先生所表达的“个人”，但又有所超出，更为完备。实际上，我们喊了多少年的现代社会，但是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想，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说是人人耳熟能详，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甚至是比较陌生的。近年来人们十分不满于“大片”电影中表述的那些钩心斗角、曲里拐弯的东西， 部分原因是因为构成“大片”的社会正面价值，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和清晰的表述。而将此进一步转换为有迹可寻的一套叙事伦理，更是遥远得很。

审美现代性

在“文化现代性”中，包含和发展着另外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在很多人们看来，它被认为是对于“启蒙”理论的 反拨。但是，从我们这个远离现代性的遥远立场上看过去，它们之间的相同要比不同还要更加突出一些。当“文化现代性”强调各个领域必须自主、自我立法，同时 也必然包含肯定审美自主性在内。审美自主性意味着决定艺术作品成就的，不在于任何外部力量，不在于是否表达了既定的社会道德观念，甚至不在于是否表现了某 种现实。那种认为只有直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作品才是有意义的，与艺术作品的自主要求是相冲突的。但是，如果脱离了当下现实的语境，不与当下现实进行有效 对话，便缺少一种开放的精神，这样的作品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在开启文化现代性的道路上，审美现代性始终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发挥着用鲜活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的作用。很难想象，没有文艺家笔下恣肆汪洋、饱满丰富的人物角色，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或深邃或宏大、或微妙或辽阔、或阴郁或明亮、或微弱或有力量的 思想感情，我们凭什么能够了解更加宽阔的人性空间，来关照自己所处的现实和内心？若没有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拜伦、雪莱、、波德莱尔、 陀思托也夫斯基、卡夫卡、里尔克、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人，没有所有那些在这个星空上闪烁的巨星和较小的星星，我们怎么取得一种自我认识的现代文化？可以断 言，没有这些感性的、形象的表述，现代文化便不成为现代文化，说得重一些，缺少它们现代文化便不复存在。

而且在当代，文艺作品仍然保存并继续追求现代价值理想，在一种看似边缘或者“迷狂”的状态之下，保持对于当代社 会的清醒、距离和批判的力量，使人们免于在不知不觉当中沦为市侩或者埋头于计算的单面人，机械人，成为各种各样失掉了血色的经济动物、政治动物及学术动 物。阿尔多诺将此表达得十分清楚：自律的艺术便有可能站到社会的对立面。那些表面上纯粹的和精心构筑的艺术，是对于人遭到贬低境况的无声抗议。艺术作品看 起来偏离社会，但却是对于特定社会的坚决批判。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来自苏联的诗人布罗茨基在一种特殊的道德匮乏的情况下，曾经表达过“美学是 伦理学之母”的看法。

这就是我对于秋风先生所说的“我们大可不必有太多文艺的情怀”感到震惊的缘故，对于他进一步所说的“政府也曾经 大规模地组织民众观赏这类文艺作品”（指“反抗旧家庭、旧婚姻、旧道德、旧习俗的作品”）感到十分愤慨的缘故。我认为在这个表述中，一向追求严肃的秋风先 生是不够严肃的，不够中肯的。像柏拉图似的如此敌视文艺，对于一个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显得十分古怪。

终于有一位刘军宁先生意识到文艺作品在打造现代文化、塑造现代人格当中发挥的作用了。但我希望他并不是拿文艺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途径，不是将文艺祭奠于宪政框架之前，而是将文艺当作文艺自身，是具有自主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它不比宪政学的学问高，也不比宪政学的学问低。

人性的锻造与刷新

在我们今天“社会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之后，在我们已经解除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之后，还能做什么？还需要什么？这些话题渐渐浮现出来。不久前北京一家刊物 “SOHO小报”便适时组织了一期讨论。应该说这个问题来得有些迟了。只有在起点上具备的东西，在终点上才能够出现。如果在我们发展“社会现代化”之初就 拥有一个能够超出它的视野，今天的情况恐怕不至于如此简陋与粗鄙。当然，任何时候“亡羊补牢”都不会太晚。

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创造出 来？在我们重新安排世界之际，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面貌？或者在我们人性小小的范围之内，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一段需要用双脚才能走完 的道路——从这头到那头、从东边日出到西山日落？

打个比方来说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经历。我们都有过谈恋爱的经验。在恋爱的过程中，看山山有情，看水水有 意，我们另一份不同人性就在其中不知不觉地生长出来，感到自己更加轻盈纯净，更加敏感灵动，或更加开阔深沉。总之，是我们创造了恋爱，同时恋爱又反过来创 造了我们，将我们的人性加以重新刷新。

黑格尔讲过一个小男孩往水里扔石子的故事。闲逛无事的男孩往水里扔了一个小石子，这个小石子激起了一圈圈涟漪， 这令小男孩惊诧不已，当他看着不停扩大的水圈，他感到自己力量延伸、体现和证明，水圈是他的一个力量杰作。而同时，当他看着眼前奇异的景象，他眼睛的能力 也在生长，他心灵的感受力也在生长，他体内的活力、弹性和韵律也在悄悄生长。也就是说，扔石子这么一个动作，其结果不仅是看得见的一个水圈，而且还有小男 孩从中创造出来的新的他自己。这个内在人性的收获是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到的，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渗透浮现。

有关锻造和刷新人自己的故事，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丰富精彩的体现。最著名的要算歌德的《浮士 德》。在魔鬼的带领和帮助下，老眼昏花的博士博士返老还童，在大世界中沉浮游荡，先后经历了五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爱情、政治、美的活动、科学试验以及劳动 创造世界。他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世界，造成了某些看得见的业绩，同时另外一个结果也随之产生出来，这就是他本人、他的人性、他的眼光、他的感受。，在经历过 政治活动之后与之前，他的眼光和处事能力是不一样的；在经历过移山填海之前与之后，他的力量和人性收获也大不相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人性并不是死水一潭，而是随着周围世界的风景和我们的行动，发生相应的变动和变化，它如同流动的活水一般的东西——不仅在于我们过去及今天是什么，而且还在于我们将可能成为什么。而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命题——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

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

事到如今，当我们清点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财富时，是否也可以同时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如何？——我们的理性是否 变得更加坚实和精粹？我们的感受是否变得更加敏锐和灵动？我们的心灵是否变得更加正直、勇敢和良善？我们在道德上是否变得更加清晰和富有力量？我们在语言 和行为两个方面是否变得更加中肯和忠直？当清晨或者夜晚我们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是否对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它没有被消耗、摧毁得全然失掉光彩和内涵？以 及我们的身材，它看起来是否没有被各种负担完全压跨、彻底失掉了形状？

我们如今拥有一个对于自己的更高评价还是更低评价？我们对自己是更加满意了还是更加不满意了？在满足这个世界对 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考虑也许从此之后， 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按照自己地内心去说话，而不是漫天不着边际？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行动，而不是像陀螺 一样被他人抽着转动？

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 人尊重自己？珍爱他人如同希望他人珍爱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 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卒，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

如前面所说，事关自己，要征得自己的同意。假如不愿意继续下去，可以考虑想点办法，做出一些改变了。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月11日

央行：正关注Q币等网络虚拟货币问题

　　中评社香港1月11日电／当前针对互联网上出现的Q币虚拟货币等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表示，这一新的支付手段有活跃经济的作用，但如果Q币的发展中蕴含着风险，是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

　　“人民银行正在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如果通过虚拟货币的渠道进行洗钱犯罪，央行将坚决打击。”李超在“全国金融知识巡展暨广东金融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所谓网络虚拟货币，是指一些网络公司为方便网民支付服务费用，推出的一种网上虚拟货币，网民可通过网站赠送或优惠支付等手段获得这种“货 币”，有的还允许网民用实际货币来购买这种虚拟货币。以腾讯公司推出的Q币为例，据其网站介绍，1元人民币购买1个Q币。Q币支付卡以实物卡方式销售，实 物卡面值有10元、15元、30元，网民可在全国各地进行购买这种卡。

　　“Q币是近来媒体关注的热点，但说到Q币已经严重冲击人民币，我个人判断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程度。”李超表示，“但关于Q币的问题，人民银行确实在关注。”

　　李超说，因为Q币是在目前科技进步、网络环境下新产生的支付手段，这种新的支付手段对活跃经济有很多好的作用，但同时，如果Q币的发展中蕴含着风险，是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

　　对于虚拟货币的有关问题，李超表示，2006年底反洗钱法已经正式颁布，从2007年开始，反洗钱领域也将逐步扩大，不仅局限于银行业，还要逐步扩大到证券、保险业以及其他非金融的特定领域，凡是涉及到洗钱的行为都要坚决打击。

　　“如果说，有通过虚拟货币的渠道进行洗钱犯罪的话，是人民银行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和打击的一个方面。至于什么时候出台相关办法还要看情况的发展。”李超表示。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石激起千重浪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10日载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引人注目》，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经过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载后，引起海外媒体的强烈关注。

　　俞可平的身份以及文章直截了当的题目，使文章背后可能代表的政治涵义营造了丰富的想像空间。

　　1959年出生的俞可平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华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他身兼多职，除了副局长，也是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研究与奖励计划”总负责人等。

　　中央编译局传统上的任务是翻译马列经典，属于“冷衙门”，但是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也经常会接到高层要求的一些调研工作，俞可平因而也被视为中共的“文胆”和智囊，加上今年又是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政治敏感年，海外媒体自然对他这篇公开肯定民主的文章格外重视。

　　舆论认为文章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执政的合法性展开新论述。香港《亚洲周刊》指出，俞文把中共带回与普世价值接轨的正道上。美国世界新闻网的报道形容这篇言辞大胆的文章勾勒出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蓝图。

　　俞文对民主正面直接的肯定，幷且严格按照西方价值观做解释，显然有为民主正名的意图。俞文尖锐地指出，对于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民主是一个坏东西，因为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其权力要受到公民制约，不能为所欲为，似乎印证了文章被主流宣传系统抵制的看法。

　　中共推动的经济改革在提升发展水准的同时，也衍生了一批钻营改革过程里体制转型漏洞的利益贪腐集团，他们或凭藉权力扭曲垄断市场、或依靠勾结奸商化公为私，更利用舆论蒙蔽社会，混淆反思改革为反改革，拥护对自己有利、现阶段的经济改革，反对制约自身利益的改革深化——健全经济体制以及开放的政治改革。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假设俞文确实获得默许，或代表他的改革思维，则文章的内容及发表的做法，毋宁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谨慎策略。

怪现象之博客2006：从全球第一到千万僵尸

尚进=文 2006年12月20日

当2006 年夏天的各个电视频道充斥着“抢老徐的沙发”的芯片厂商广告时，博客成为中国社会最流行的公共词语，尽管这个Web2.0概念早在 2002年底就被引入国内，但草根加名人的双重组合，让开博客成为一种没有动力推动的潮流。从韩寒“粉丝”围攻高晓松博客，到董路在博客帮黄健翔六问吴虹 飞，在一场场由博客引发的论战之外，看似热闹的中文博客环境实际上悄悄记录了2006年的很多社会现实。在近5000万的中文博客网页中，其实真正有效维 护的博客不超过15%。

1460家，这是2006年末中国内地博客服务商的数量，按照中文搜索引擎巨头百度发 布的2006年中国博客发展报告统计，截至11月3日，全球中文博客数量达到5230万，国内博客用户达到了1987万人。所以当国际博客专业搜索引擎 Technorati在今年5月份将徐静蕾的博客列为世界排名第一时，很多人条件反射般质疑Technorati统计角度和算法的权威性，但是曾经被称为 中国博客之父的方兴东并不惊讶，方兴东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徐静蕾的博客有来自29181个网站的45857个链接，第二名Boing Boing才有来自20223个网站的66219个链接。链接到徐静蕾博客的绝大多数是国内的博客网站。最根本的一点，徐静蕾在Technorati能够 获得第一，不是说徐静蕾的博客有多牛，而是说中国博客的数量和力量在全球有了极大的分量。”

那么中国博客的数量和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呢？“每天我们都有1亿次以上的点击率，在一年前新浪决定开博客的时候，很多人都执意评判我们改变了博客的规则，可现在看来一年前我对博客的态度并没有错 误。”已经是中国博客界头号服务提供商的新浪副总裁陈彤，依旧对一年来博客的中国化发展信誓旦旦。在他看来，博客改变了中国新闻门户信息来源的单一问题， 同时让公众的话语空间更加宽广了一些。来自博客们的消息和观点在默默地为原地踏步的中国互联网新闻补充弹药，一些原本在互联网新闻中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消 息，则不少被悄悄伪装成了博客消息，以往某个新闻突发事件需要采访众多专家意见，也转变成为专业博客们脑筋激荡的新赛场。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了中国 互联网界的博客爆发，在他们看来，有兴趣在互联网上写博客的人代表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群年轻人，甚至列举出博客揭露凯雷集团3.75亿美元收购徐工机械 85%股权交易的问题，以及哈根达斯的冰淇淋蛋糕分销商存在严重卫生问题等博客事件。

以往不同观点的当事人要产生碰撞，媒体的采访往 往成为双方对峙的传声筒，而博客在2006年恰恰直接缩短了交锋过程，在博客自留地上口水横飞，每个月在中文博客界都会出现一场场公众性的论战。与此同 时，中国的博客人群正在产生生态性的变化，不仅有像郑渊洁这样一直在《童话大王》上耕作自留地，开博客以后每天自言自语汇报行程的;也有诸多大小演艺明星 们为增加曝光率，根据自己档期需要借助博客炒作人气的;更有一些商业领袖们试图阐述自己的商业理想，让自己成为商业界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偶像，可却宁愿雇佣 职业写手顶替自己更新的。这些传统世界的焦点人物几乎占据了中国博客15%的流量，与此同时，剩下的85%可能真正在认真写的反而在影响力上成为默默无闻 的大多数。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鲁珀特·默多克在2005年7月18日动用5.8亿美元收购了MySpace.com，无疑对中国博客 界也产生了一些刺激，2005年底最后一批拿到风险投资的博客站点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那些拜Web2.0概念如神明的互联网信仰者们又一次重提草根力量， 可目前中国博客服务商的席位排次现实却是腾讯QQ、新浪博客和微软MSN Spaces。如同那些整日写博客的草根们没有真正夺得网络话语权一样，本来寄托博客和Web2.0概念来颠覆传统门户网站的新商业力量也没有赢取多少利 益。全球读者们都在关注中国博客们有没有可能出现类似1998年1月17日德拉吉独家披露莱温斯基的可能，或者彻底打破传统信息传递方式的介质束缚，可博 客大人们却并没有创造出什么中国特色，那些看似活力十足的年轻一代似乎更热衷自我抒情和记录生活，就像MSN Spaces上全球流行的日记配照片一样，沉默的大多数依旧没有把握住绝对的话语权。而传统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似乎又要保持一种独立性，仅有的几位尝试 者也在开博几个月后悄悄停止了更新。每个人固有的保守情绪和传统生活方式将很多人拉回了现实世界。没有多少人讨论《大讲堂与市集》思想直接给博客带来多少 理论借鉴，连最时髦的长尾理论也仅供互联网理论派们充当睡前读物。

如果与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博客群体相比，中国博客在数量上似乎占有 一定优势，尤其是在网民基数比率上，甚至这种数量比率优势要大于宽带互联网极端普及的韩国和英文网民庞大的印度，可中国博客的内容质量却并没有凸现出什么 文化和新闻优势。按照法国语言学者加尔斯·拉贡对世界博客的研究观点认为:“英语的强势位置在博客世界的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突出，也许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的 博客精英，可这些精英往往因为语言瓶颈，以及单一语言内的博客筛选机制，最终被掩埋在互联网洪流中。”中文博客也明显受制于这条法则，疯狂的网民们热衷抢 占名人沙发，而真正有内涵的东西却仅在小圈子内流传。可以说在经历了2006全年的时间考验后，中国的博客界依旧没有形成有效的筛选机制，技术性的RSS 方法和Tag关键词都形同虚设，或者更趋原始的推荐性机制也往往要考虑诱惑网民的眼球，原本以群体力量崛起的博客陷入了互联网乌合之众的自渎怪圈。

当 《德国之声》搞的全球博客大奖不再能吊起中国网民的胃口，博客在经历了短短一年时间就已经不再是前卫与新鲜的源泉。在徐静蕾勇夺全球第一博客的排名之外， 中国博客沉默的大多数也暗含着危机。按照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的估计，全球博客将在2007年达到数量的顶峰，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人开 始慢慢厌倦这种方式，Gartner甚至估计全球目前约有两亿人暂停更新，博客僵尸成为一场全球流行的网络传染病。如果按照百度博客搜索的统计，内地的 1987万的博客人群，平均每个博客拥有2.6个博客站点，并且每个用户平均7.6天更新一次，一周内频繁更新的博客其实只有302万。可实际的现实数字 要夸张得多，僵尸博客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新景观。有谁能说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真实的博客呢？几乎一半的中文博客都是在重复发布各种消息和见闻，42%的博 客文章更新都在500个汉字以内，更可怕的是很多不知名的小网站也推出类似的个人博客功能，可却并没有多少人去认认真真写，于是替人博客搬家和自动抓取成 为中国博客数量激增的源泉。在近5000万的中文博客网页中，真正有效维护的博客不超过15%，数千万的僵尸博客又一次让中文博客在数字上拿了全球第一。

土地问题已成中国农村改革关键

美国《星岛日报》1月10日载文《土地制度问题是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摘要如下：

　　当飞机从首都机场降落的时候，从空中看，你会发现这个古老的城市仍然是一片工地，围绕着2008奥运会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这一切总是那么激动人心。不过，当城里人开始流行驾车去农村寻古探幽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巨大落差。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中国改革始于农村，不过，现在的中国农村却是中国改革的难点，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关键是如何解决农村问题。

　　1978年全面实施的农村改革首先是土地政策的改革。当农民重新获得曾经被集体化的土地的时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面貌迅速为之改 观，中国从此能够实现粮食自己自足，农村经济经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严重破坏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可以说，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 反动，这种被成为“联产承包体制”的土地制度克服了平均主义，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

　　但是这种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制度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种制度已经成为束缚农村发展的障碍，可以说， “联产承包体制”可以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但是无法解决农村的全部发展问题，当农村的发展受到约束的时候，实际上也无法解决农民和农业的问题。

　　从这个思路延伸，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当前中国面临的巨大风险：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农村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就无法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工农差距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三农问题中最迫切最首要的问题。

　　按照现行的“联产承包体制”，农村土地归国有，农民只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幷不拥有土地的产权。农民这种制度导致了三种后果：

　　第一，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无法保障，也就无法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产条件；

　　第二，农民无法享有土地增值的利益，也就是说，农民无法享有经济成长的利益；

　　第三，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趋严重。

　　土地问题已经到了急迫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威胁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也将制约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

郑功成：社会保障漏洞须靠制度来堵

为什么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多年，老百姓还是感觉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基本养老保险从1995年至今已经被调整、修正了多次，依然还没有调整到位？日 前，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德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明确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是优化制度 设计，幷就此接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访。

　　社保管理体制亟待理顺

　　问：您一直强调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优化制度设计。那么，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核心是什么？
郑功成：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明确政府责任和构建合理、高效的管理体制。而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管理体制中，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的确立 又最为重要。在中国，虽然经过1998年的机构改革已经明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社会保险事务，但现实中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却存在着集权不够、部门 分割、权责不明的缺陷。如社会保险还处于地方分级统筹管理的状态，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更是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个机构(部分地区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 收，部分地区由税务部门征收)幷存的异常格局，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因过于分散而出现难以有效管理、监控的现象，而作为社会保险直接责任主体的劳资双方迄今 仍缺乏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管理与监督的合适途径。这种有违社会保险制度自身规律的管理体制，当然不可能产生权威、高效的管理效果，从而亟待理顺。

　　应自我平衡和发展

　　问：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在建设之中，您认为这一制度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现行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应如何调整和完善？
　　郑功成：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宜由劳资双方分担责任，而实现社会保险自我平衡、自我发展则是我们应当努力追求的理性的目标，而要实 现这一理性目标，就应当让社会保险与国家财政保持适当距离。有鉴于此，我认为时下又开始流行的那种社会保险费改税主张，以及让社会保险与国家财政日益靠近 甚至合为一体的取向，其实是背离社会保险制度理性发展目标的，也是与我国自1995年以来采取统账结合模式的养老社会保险等制度设计不相吻合的。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应当通过用集中管理取代分散管理、用垂直管理取代属地管理和让承担缴费义务的责任主体参与管理的改造加以完善。若果能如此，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主体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将会迅速步入良性轨道。

　　保费征缴机构要统一

　　问：为什么要强调集中管理，怎样实行？
　　郑功成：对中国而言，理顺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的关键是用集中管理取代分散管理，当务之急是统一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机构，同时让国家财政退出直接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格局，进而真正让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及经办机构切实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方面包括：应当尽快取消部分地区由税务机构代征社会保险费的体制，完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征缴社会保险费，这是确保社会保 险制度与国家财政保持适当距离的需要，也是社会保险制度追求自我平衡、自我发展及通过专业化管理达到高效运行的客观要求。同时，还应当建立专业的社会保险 监督机构，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参与专业的社会保险监督机构发挥作用，即从直接参与管理监督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改为间接参与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监督。国家财政 部门在社会保险制度中扮演角色的转换，将意味着社会保险制度在保持与国家财政适当距离的条件下理性发展、自我发展局面的形成。

　　垂直管理才不易失控

　　问：相比属地管理而言，您认为社会保险垂直管理有什么好处？
　　郑功成：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职能是维系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它必须是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而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需要采取垂直管理体制才能适 应，即地方社会保险机构应当成为中央社会保险机构的派出机构，而不宜成为地方管辖的机构。类似于深圳、上海等地暴露出来的社会保险基金案件，其实是现阶段 对社会保险采取属地管理的格局无法避免的。选择垂直管理体制，将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社会保险分散管理易于失控的局面，同时还可以提高整个制度的运行效 率，幷有效规避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中的巨大风险。属地管理作为1998年国家统一部分行业分割统筹养老保险格局的过渡措施，其实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 命。当然，如果一步到位有困难，可以先从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一幷实行垂直管理做起，这样，将改变现有格局，真正让社会保险走向统一，幷成为人民放心的社会 保障制度。

　　劳资双方参与管理监督

　　问：您为什么提出要让责任主体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监督管理？
　　郑功成：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主体通常都是劳资双方，政府在社会保险制度中所扮演的其实是雇主与担保人的双重角色。 因此，我认为应当打破直接责任主体无法有效参与社会保险管理监督的现行格局，让工会、雇主组织通过合适的途径与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与监督，这 将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持续发展。
　　当然，要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还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监督，而将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情况公开化，将是治理这一制度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的 重要保证。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不仅需要通过调整、充实、完善等措施实现优化，而且需要将优化的制度设计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祗有这样，中国 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发挥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国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的功能。

中国青年就业压力大 读书无用论抬头

“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有相当比例的青少年上网成瘾、青年的部分体能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青少年教育成本增大、庞大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给就业　带来巨 大压力……今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对上述结论作出详细分析。

　　中国青年报报导，《报告》认为，由于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使得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某种程度上已经干扰和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学费暴涨的结果是导致贫困大学生人数增加，导致贫困家庭无法靠知识摆脱贫困，导致“读书无用论”错误思潮的重新抬头。

　　《报告》指出，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个人消费中比例过高，很多中等收入家庭也深感子女教育负担沉重。据调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成本仅低 于饮食营养费，占子女费用的平均比重为21％。但是自子女读高中起，教育费用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超过饮食费用，这一比重在高中阶段为34％，大学阶段则 为41％。

　　《报告》认为，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做了过于宽泛的理解，致使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种产业化的有害导向。各个层面、各种类型的教育往往过分看重经济效益，将教育当成一种赢利的行当。教育不合理收费现象比比皆是，这既涉及到了基础教育，也波及到高等教育。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1400万待业的城市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30％左右。另外，城镇每年新增的1000万左右劳动力中，绝大多 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庞大的青年劳动力人口数量给就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近年来，由于中国高等学校持续较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十五”期间中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增长较快，在新增青年就业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快速增加，就业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另外，青年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准，但仍以初中学历为主，超过50％，文盲和高学历（本科以上）的比例相对都较低。

　　“十五”期间青年人口流动规模持续增大，务工经商、学习培训和婚姻迁入是青年流动的三大原因。青年群体在外地就业的比例高于社会总体水准，尤其是在20~29岁年龄段，青年群体在外地就业的比例更高。这在农村青年群体中更为明显。
　　
　　《报告》显示，“十五”期间中国青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但是青年的部分体能指标继续呈下降趋势，心理疾病与亚健康状态在青年群体中不断 蔓延。与2002年相比，中国青年的爆发力、力量等素质继续下降。立定跳远水准、仰卧起坐水准和肺活量三项监测结果与2002年相比,都只有个别组别略有 上升，绝大部分组别继续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趋势。超重及肥胖学生明显增多，已成为重要健康问题。

　　另外，随着生活水准和保健水准的提高，同时由于一些青年缺乏体育锻炼，一些原来多在老年群体发生的疾病如心肌梗塞、颈椎病等，现在发病时间提前，青年成为这些“老年病”的患者。

　　目前，20~35岁的年轻糖尿病人在逐年增加。乳腺癌、大肠癌在年轻人中发病率明显提高。有些青年的器官应变能力下降，造成肌肉僵硬、萎缩，腰酸背痛现象逐渐增多。
　　
　　《报告》显示，在中国青少年线民中，有13.2％的人上网成瘾，另有13％的人存在网瘾倾向，其中13~17岁的青少年线民中网瘾比例最高，达到17.10％。

　　为了限制有害网路资讯对青少年的危害，相关部门通过网路扫黄等行动，对网路资讯进行了管理和净化。同时，“十五”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有关网路出 版的法规和档中，也有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需要而设立的条款。但是，既要维护青少年的上网权利，又要保障青少年免受不良信息伤害，不至于过度沉溺网路，这个矛 盾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布棉：年度人物“you”不属于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6年度人物，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片人，一杆子打过去，死掉一大片，可见网民的数量是多么的庞大，互联网正在改变人民的生活。

最 近很多美国畅销书都有关于互联网改变世界、改变经济、改变秩序的论述，《世界是平的》、《长尾理论》、《引爆流行》等等。互联网作为一个核爆炸一样的产 业，目前仅仅还是小规模而已，互联网产业乃至互联网周边产业，已经影响了一批的厂商，如果没有iTunes，ipod也不会如此流行，如果没有mp3文件 的流行，mp3播放器也不可能如此流行。

从颁奖词来 看，“you”似乎还只是属于美国人，或者说是互联网应用发达的国家。颁奖词中，特别提到的是“用户贡献内容”，也就是web2.0的革命，这场革命甚至 超越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当年.com的爆发。里面提到的myspace、facebook、youtube都在美国疯狂流行，甚至于second life这样的新型网络游戏也流行于互联网。中国的用户，对于贡献内容的说法，还很陌生，或许我们应该从“you”入选2006年度人物来看到中国3年后 的环境。

不过，在中国，web2.0却已经陷入了寒冬，下半年以来，web2.0网站获得投资的机会少了很多，不少web2.0网站都在 考虑过冬的问题。“you”并不属于中国，因为中国的“you”，并没有创造太多的价值，因为“you”并不热衷于产生内容，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 myspace、youtube如此多，却几乎没有多少“you”去创造有价值的内容，有的只有某些明星博客，某些二流明星披着“潜规则”的外衣，用色情 的方式来骗得PV，继而希望获得同情，实质是大家都在互相利用而已。

怀疑“you”不属于中国，是因为对中国的互联网究竟有多少是在为 “you”服务？当米国人搞一个小网站，不愁吃穿却不经意之间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互联网业者却在勒紧裤带为生存、为VC而努力，“you”只是获得VC 的一个棋子而已，为“you”服务只是一个幌子而已。没人为“you”服务，你又怎么能希望“you”来给你贡献内容呢？

“you”不属于中国。

文章来源：newslaa.com商业评论

最高法院统掌生杀大权 中国司法开启少杀时代

《南方周末》记者：赵蕾 2007年1月4日头版头条文章

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
　　
　　“人命关天：‘天’就是最高法院”
　　2006年12月31日，湖南、四川省高级法院院长各签署了最后一批死刑令。跨过这一天，杀或不杀，一律由最高法院说了算。
　　3天前，陕西高院院长也签署了死刑令，处决“杀人狂魔”邱兴华。
　　如果邱案二审死刑宣判日越过2007年元旦大限，所有案卷或将上报最高法院。先由立案庭接收，再由该庭发至刑四庭。在去年扩充而成的5个刑庭中，刑四庭负责复核西北地区的死刑案件。
　 　刑四庭将由3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如作出核准裁定，法官须提讯邱兴华，让他作最后的申辩。按最高法院以往核准惯例，若合议庭成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庭长将 召集副庭长、审判长召开庭务会议，进一步会议；如此还无法决断，将上递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形成最后的复核意见。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部分庭 长和专职委员组成，该委员会形成的意见为最终意见。即使非重大争议性案件，死刑案件进入最高法复核程序，也必经三道关：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时限冰 冷，邱兴华无缘得到这道最后的司法程序。从1980年开始，中国其他高级法院也像陕西高院一样，执掌大部分普通死刑案件终审裁决和死刑复核二权。结果往往 是，二审法院作出死刑判决时，死刑核准的戳几乎同时盖上。
　　在高级法院这里，嫌疑人生死已定。大部分死囚没有机会向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直接陈情。无奈之下，4年前，同样来自陕西的律师朱占平闯进最高法院，为他的当事人董伟鸣冤。当他踏进李武清法官的办公室说明来意时，董伟已被押至刑场。
　　朱占平没有把董伟从鬼门关拉回来，但他此举引发了对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更高呼声。据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回忆，大规模地讨论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存废也就是近四五年来的事。
　 　朱占平坦言自己对立法无能为力。他能做的，就是“一个一个地保”。董伟案至今，朱占平一共保住了6条命。这6起“可杀可不杀”的案件，二审法院都采纳了 他的辩护意见，将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也因为董伟案，朱占平从一个普通的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行走于各种学术会议，研讨死刑复核、死刑存废，成为力促“慎 杀少杀”的实务界人士。
　　刑法学专家陈兴良由此案出发，编撰《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一书，从实体法、程序法上全面检思中国死刑制度。该书中，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当前条件下，以程序控制死刑是限制死刑数量的可行和应循之道。
　　毕竟“人命关天”。按中国社科院刑诉法学专家王敏远的理解，“天”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威，古时，“天”就是天子，死刑须经皇帝御笔钦准。现代法治要求死刑必须由一国最高司法当局核准。在中国现行司法系统中，“天”就是最高法院，死刑事关人头落地，必须由它统一核准。
　　
　　“从重从快”：历史的痕迹
　　由最高法核准所有死刑案件，新中国的刑事基本法对此并不含糊。1979年首部刑法、刑诉法都有相应规定，1996年、1997年分别修订后的两法对此也未作改动。
　　在这期间，最高法却没有行使所有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杀人、抢劫、强奸等普通死刑案件，一直由高级法院核准。
　　“几乎是新法刚通过就马上下放了。”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回忆，首部刑诉法通过后，“严打”斗争刚好开始。鉴于当时严峻的治安形势，从重从快惩治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部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法院。
　　1980年和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决议，将这一做法合法化。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把这一做法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2006年10月31日。
　　刑诉法专家樊崇义曾在1984年带领学生到河北参加“严打”。他告诉本报记者，那时唐山“菜刀队”横行一方，晚上当地人们都不敢出门，全国其他地方也频发恶性案件。刑法专家高铭暄说，当时“似乎有点管不住了”。
　 　整个刑事政策开始呈现高压态势。“立法上增加罪名、司法上多判死刑”成了1980年代初直至后来很长时间内的刑事司法取向。1979年刑法中冠有死刑的 罪名只有27种，1982年部分经济犯罪开始适用死刑，与之同时，单行刑法频频颁布，到1995年单行刑法达24个，冠有死刑的罪名增加到71种，翻了将 近3倍。
　　为了实现“从重”，有些法院“顶格量刑”，即按照法定最重的刑罚裁判。“当时，可杀可不杀的，很多都倾向于杀。”陈光中说。
　　较之高级法院，最高法复核还有另一特点：进度慢，无法满足“从快”要求。宣东对此深有体会。他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分别当过10年的死刑复核法官，如今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
　　在宣东看来，“慢”的原因有两个。死刑案件集中在最高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难以招架。另外，由最高法院复核，对案件一旦发回重审，又将经过一、二审程序，反复冗长。
　　而要“从重从快”，死刑命签握在高级法院手中更为有利。正因如此，这种状况持续了二十几年，尽管在立法规范上，两大刑事基本法和法院组织法存在明显的矛盾。
　　随着“严打”的进一步深入，个别错杀案件被公开。陈光中记忆最深的是，1980年代，河南一命案的真凶在洛阳被发现时，被判死刑的假罪犯已被执行枪决。在当时，公开的错案并不多见。
　　1990年代后期，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的沈德咏撰文指出，“近几年，某些地区实际适用死刑偏多，个别地区甚至出现错杀，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死刑复核权下放不无关系。”
　　在反思“严打”中，死刑复核权归位的问题随之被提出。学界开始谨慎地讨论中国死刑政策的走向。此时，这个问题尚未走进公共视野。
　　直至1996年修改刑诉法，在死刑复核权问题上，立法依然维持和法院组织法的矛盾状态。
　　从结果看，死刑复核权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实际上，在修法过程中，学者、立法机关都不曾回避这个问题。有学者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一次座谈会后说，“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是他的一块心病”。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下放，复核权已被打上地方性权力的色彩。宣东感慨，死刑案件越往下越讲社会性，地方法院不肯放权也是收回的障碍之一。
　　是按法院组织法改、由高级法院行使部分普通死刑案件核准权，还是废除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按原来刑诉法规定由最高法院统一行使，1994年至1996年修法过程中有过多次讨论。
　　王敏远参加过其中一次座谈会。会上，多数学者希望最高院趁修法之机，收回下放的复核权。一位学者反问道，在现有条件下，不扩编建楼，最高法应付得了吗？这一问，把先前发言的人全都打回去了。
　　在陈兴良看来，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宝贵的，如果仅仅因为物质条件不承担法律授予的死刑核准权，这个理由无论如何都难以成立。物质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思想认识问题。
　　诸种障碍面前，1996年刑诉法、1997年刑法和法院组织法难以讲和。陈光中称，立法者也意识到，法院组织法规定部分下放是临时的，终有一天要收回。
　 　1997年9月26日，最高法院再次下发通知：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仍授权各高级人 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这是1980年以来，最高法院第8次下发授权通知。最高法明示继续授权的动因：目前治安形势以及及时打击严重刑 事犯罪的需要。
　　
　　中央支持下的核准权复位
　　学界对1996年、1997年修法时收回复核权的期待化为泡沫。用高铭暄的话说，1997年理应收回。但他也承认，那时物质准备、法律准备都没有，“思想上也需要转一转”。
　　这一转又过了10年。2006年，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原有的两个扩至5个，人员从不到70人增至250余人。为此，还增配了两名分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两名专司刑事审判工作的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京城东便门附近，专门的死刑复核大楼正在装修中，今年将投入使用。
　　10年前难以解决的扩编建楼，目前都已实现。“宽严相济”也成了刑事司法界的主流话语。
　　“这是党中央下的决心。”陈卫东教授反复强调。他是刑事诉讼法方面的权威专家，参与核准权复位的全程论证。
　　死刑核准权牵扯中央和地方的司法权分配，有专家向本报记者透露，如果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恐难一步到位。
　　核准权的收回不只是一般的诉讼程序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在那前后，中央政法委成立的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酝酿司法改革初步意见，陈光中作为专家代表参与了研讨。他告诉本报记者，死刑核准权的收回被列为改革的头等大事。
　 　2004年末，中央下发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改革目前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的做法，将死刑案件核准权统 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在那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同一年，为废除死刑而战的法国著名政治家、律师罗伯特·巴丹戴尔访问中 国，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会面。巴丹戴尔曾对外透露，肖扬承认从哲学上说废除死刑是早晚的事，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达到那个阶段。
　　尽管废除死刑尚不可能，但从程序上严格控制死刑已经进入高层视野。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着手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上收死刑的核准权到最高人民法院。我们将用制度保障死刑判决的慎重与公正。”
　　慎用死刑也是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00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批准。
　　“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涉及刑事诉讼程序。公约全面规定了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死刑核准的规定也在其中。完善包括死刑复核程序在内的刑事诉讼程序，关系中国批准该公约的进度。此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中国致力于尽快批准公约。
　　2005年11月18日至19日，陈卫东、樊崇义、陈光中、龙宗智等4位刑诉法专家被最高法院邀至武汉，为死刑复核权收回献计献策。高铭暄、王作富、马克昌、陈兴良、赵秉志等5位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也在受邀之列。
　 　不止一位与会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那是他们参加过的最高规格的座谈会。最高法院的领导全部到场，连续两天听取学者们的意见。会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传达 了中央在死刑复核问题上的意见。在那之前，肖扬曾就该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专题汇报。据悉，政治局全体常委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的相关问题上，达成 高度一致。
　　紧接着的12月，最高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这一举措是死刑复核收回的重要前奏。
　　二审不开庭也是导致错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瑞华认为，死刑案件如果二审不开庭，一审中出现的问题就将顺利越过二审，直接涌向最高法院，让二审法院全部开庭，能为最高法院把好关。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从下级法院选调的法官也陆续进京到岗。2006年4月1日起，他们开始接触案子，与原有的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审判业务上的磨合。2005年公开招录的应届毕业生也结束了基层法院的锻炼，已于2006年12月底回最高法院报到。
　　
　　“最高法院专管刀下留人”
　　死刑核准权复位后最显著的变化，将是死刑犯的大幅减少。在业内人士看来，减少50％并非大胆的估测。
　　“由最高法院核准，虽然速度慢，但能保证质量。”宣东说。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正是此次核准权收回的最主要目的。
　　在2006年11月7日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肖扬总结了10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经验。其中一条是，坚持司法公正优先，兼顾诉讼效率。效率必须服从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从重从快”的修正。
　　有人把死刑复核法官称为专司杀人的法官，董伟“枪下留人”案中接见朱占平的最高法院法官李武清曾纠正说，最高法院的法官专司刀下留人之职。
　　“我们专挑下级法院裁判毛病，对下级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在一场中外刑法研讨会上，李武清这样介绍。
　　“可杀可不杀的，在过去可能杀了，收回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樊崇义说。不过，多数专家都有这样的担忧：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对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乃至社会，都将带来冲击。
　 　“杀人偿命”这一简单报应观念，多数中国民众视之为天经地义。就在面对可能是精神病人的邱兴华，民间舆论起初也一边倒地认为“他杀了那么多人，理应被 杀”。樊崇义认为，人们首先应当正视的是，杀人并不都得偿命，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何谓“罪行极其严重”，最高法院正在制订相应的量刑指南。
　 　陈卫东的担忧是，1979年恢复法制以来，最高法院还没全部行使过死刑核准权，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加上现在社会矛盾迭出、人们的承受力脆弱，在短时间 内可能难以转变观念。另外，地方党政部门能否正确对待最高法院的核准工作，不施加不必要的影响，也将关系死刑核准的质量。
　　中国死刑案件审判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京城里的刑事辩护律师大都摩拳擦掌，宣东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十几个律所的邀请，想与他合作死刑辩护业务。但是，死刑核准阶段律师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仍悬而未决。
　　学者们则希望，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只是中国废除死刑前一段无须太长时间的过渡。
　　高铭暄有个时间表：到2021年时，刑法中冠有死刑的罪名减少2／3；到2049年，死刑在中国消失。就像巴丹戴尔所相信的那样：人类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将会战胜对罪恶的恐惧。
　　(实习生黎诚对本文有贡献)

中国的崛起与责任

　　中国、美国和日本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为了维持这个三角关系，它的每个边都必须保持良好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中美关系。
　　
　　一项在非洲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不一定在欧洲具有吸引力，也就是说某种政策可以在一个方面取得“软实力”，但同时也会在另一方面丧失它。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崛起，其维度是全方位的。西方学界不仅将中国的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崛起相提并论，塞缪尔·亨廷顿甚至于近期称 中国将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支配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世界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视为 可模仿的榜样。毋庸置疑，中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正在提升。
　　这种吸引力的提升似乎不应只体现在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举办、中国电影和体育明星为各 国民众所知悉，更重要的是在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能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 院前院长约瑟夫·奈就指出，这关乎中国的“软实力”(Soft　Power)。其实质在于，不需要动用过于巨大的经济或者军事等“硬力量”的手段，一国的 对外政策便可取得世界其他国家的主动的配合。简言之，以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间接的方式实现对外政策目标。
　　在美国，对国家力量性质的反思从奈在 1990年出版的《谁与争锋：美国力量的转变》一书开始。经历越南战争的美国痛苦地发现，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不足以保证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而富 有吸引力的文化、自由的价值观和合理的对外政策往往能让一个国家不费气力地得偿所愿。
　　用奈自己的话来讲，要使其他国家按照本国的意愿行事，可以采取三种方式。一种是以“大棒”威胁，一种是以“胡萝卜”交换，还有一种是吸引对方———不需动用过多的“大棒”与“胡萝卜”而使别国自觉地按照本国的愿望行事。
　 　从一开始，奈的观点就不无争议。如亨廷顿有言：“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 “软实力”依然为“硬力量”左右。但无论如何，“软实力”已经成为以奈为代表之一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部分，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特有名词。
　 　在奈看来，美国目前在伊拉克的泥潭深陷恰好是因为未能吸取越战的教训，过分强调军事力而忽视了外交、价值观等“软实力”，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 的“软实力”正在提升。中国崛起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未来方向如何？本报记者近期对奈进行了专访。
　　
　　复兴的时代
　　《21世纪》：近2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你看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能否认为中国整个国家与民族处在一个复兴时代？
　　奈：是的。此前中国经历过一段停滞期，而现在已经走出了这段时期。现在中国正在重新崛起，200年之前中国在全球生产总量中所曾占据的巨大份额正在恢复。我认为，中国过去30年里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已经成为引起国际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21世纪》：这给国际政治带来什么变化？奈：在历史上，当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时，通常会带来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形势。例如，20世纪 初期德国的崛起就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引发了很大的焦虑。因此也会有一些国家就中国将如何运用它新近增长的实力表示关心和顾虑。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 错误地使用这一力量。
　　《21世纪》：在历史上，当一个新的国家崛起并挑战既存的国际政治时，通常会带来旧的大国和新大国之间的冲突，你是否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奈：我认为只要华盛顿和北京非常谨慎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就能够避免冲突。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先例，在19世纪末期，面对美国的崛起，英国就成功地进行了调整，而没有在两国之间发生任何冲突。
　　《21世纪》：为了避免潜在的冲突，中美具体应当如何相处？
　 　奈：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应当意识到自己的迅速崛起会在其他国家引起一些顾虑。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方面正在谈论“和平发展”或“和 平崛起”。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实现它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地位。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的话说，就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就美国方面 而言，重要的是美国给中国提供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机会。
　　《21世纪》：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美国认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那么怎么样才叫“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奈：如果中国意识到它在国际政治中的份量将会大大提高，那么中国应当明白，在对待一些事情时，应考虑长远，而非仅顾及短期利益。如果着眼于波斯湾地区未来的稳定性，中国要意识到应当阻止伊朗在未来成为一个核武国家。与伊朗的贸易是重要的，但保持地区稳定同样是重要的。
　　《21世纪》：除政治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在改变世界的经济秩序，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已经得到了提高，也有一些国家呼吁中国在WTO等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未来的地位你如何评价？
　　奈：我认为中国如果从目前的体系中获益，中国也应当对目前的体系做出更大的贡献，应当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最大的几个国家能够分担保障多边机构运行的责任的时候，这对多边机构是有利的，同时也将对中国有利。
　　
　　东亚未来
　　《21世纪》：19世纪之前，中国是东亚的主导力量，你是否认为中国目前在恢复这一东亚的主导地位？
　　奈：随着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将会提升。
　　《21世纪》：但这会导致中国和日本、美国的冲突？
　 　奈：并不必然如此，如果我们合理处理这种国家间关系，不一定会发生冲突。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对美国和日本有利。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是一种“正和游戏”， 而不是“零和游戏”。我相信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会不断改善，它们都是东亚的大国。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该地区的繁荣对美国有利。保持和实现地区繁荣的最大机会 在于，不只在中美之间，而且在中日之间保持良好关系。中国、美国和日本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为了维持这个三角关系，它的每个边都必须保持良好关系。中日关 系的改善也有利于中美关系。
　　《21世纪》：你是否认同“文明冲突论”，将来中国文明、或者东亚的文化或文明圈将会与西方文明圈产生冲突？
　　奈：我完全不同意这一观点。事实上我相信世界上正在出现一种新的交融文明，人们会从不同的文化圈吸收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并不必然导致文明冲突。
　　
　　中国需要内部调整
　　《21世纪》：在中国崛起的同时，国内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银行业和金融业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也不大令人满意。在你看来，这些会否在未来成为中国发展的挑战？
　　奈：中国确实面临着各种挑战。除了你提到的这些，还包括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贫富不均的加剧。中国要实现目前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些挑战。
　　《21世纪》：其实在中国公众中，对于目前的形势也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人为中国的复兴和崛起感到欢欣喜悦，也有部分人在担心潜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它崛起中的大国其国民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心理？
　　奈：我认为可以从19世纪的德国国民中看到类似的复杂的国民心理，也可以从20世纪初期的日本国民中看到这种心理。在这两个大国崛起的时候，它们没有成功地处理其内部矛盾。后来他们就与自己的邻国爆发了冲突。我希望中国不会陷入类似状况。
　 　《21世纪》：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奈：在德国，那些从国家的工业化中获益的人们与没有从中获益的人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冲 突，于是又导致德国在对外政策上选择一种更为民族主义的做法，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促进整个国家的团结。然而，这样的处理方式却带来了国内调整和对外调整的 双重失败。
　　《21世纪》：你的意思是说，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中国应当促进国内的普通民众更广泛和更好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奈：是的，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国内需求的增长，并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网络，以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21世纪》：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努力，你知道中美已经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你是否认为在这一机制的框架之下，美国可以对中国这方面的努力提供帮助？
　　奈：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从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中获益。一方面，中国为本国产品在美国获得了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吸收美元，这对两国都是有利的。但这也需要经常性的沟通，以及经常性地协调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足够谨慎，是能够合理协调两国关系的。
　　《21世纪》：一个新的情况是，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已经夺回了对美国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一些人认为这可能在贸易方面对中国不利，你的观点是什么？
　　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主党确实要比共和党更趋向保护主义，但共和党内也有很多主张保护主义的议员，也有很多民主党议员认为保持和中国的稳定关系非常重要。因此我认为形势可能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但不会是巨大的变化。
　　《21世纪》：你是国际上首位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学者，在你看来，中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应当是什么？
　 　奈：“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力来实现一国的目标和利益，它可以来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者国家政策。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对其他国家具有 吸引力，而现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吸引力也在提高，这二者将相得益彰。与此同时，如果中国采取的国家政策在国际上被认为符合“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位，同 时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多边组织，这也将帮助中国变得更具吸引力，从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软实力”
　　《21世纪》：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目前很难说拥有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这是否会影响到中国的“软实力”？
　 　奈：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将发展为一种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体。在这方面，世界各国都在发展，没有一个国家会固步自封。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传统艺术、饮食和 设计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目前中国要实现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继续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要展示此类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21世纪》：在你看来，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外交活动是否也是展示“软实力”的一个方面？
　　奈：是的，中国可以通过一定的国家政策来提高自己的吸引力。但在有时，一项在非洲具有吸引力的政策，不一定在欧洲具有吸引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谨慎，就是某种政策可以在一个方面取得“软实力”，但同时也会在另一方面丧失它。
　　《21世纪》：你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奈：是的，在一些方面中国可以采取更加广泛和长远的视角，例如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就一直努力通过推进六方会谈在国际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21世纪》：其他领域，例如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广受欢迎、中国对外广播和电视覆盖面的增加，以及一些体育明星，这些是否也是中国“软实力”的象征？
　　奈：是的，这些都对中国的“软实力”增长有贡献。如果其他国家的人们因为这些方面而感到中国更加具有吸引力，他们就会从好的方面去想中国，而不是害怕中国，这不仅包括欧洲和美国，也包括“第三世界”国家。
　　《21世纪》：因为“软实力”如此重要，中国是否需要制定一套国家战略来促进在海外的“软实力”？
　 　奈：中国已经在发展一套战略，包括建立孔子学院、增加对外广播和招收更多的海外留学生，这些都是提升中国“软实力”战略的重要方面。这些措施都是朝向正 确方面走出的步骤，但为了取得成功，还需要辅之以一些其他的国内措施，即解决一些会对中国吸引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国内问题。
　　《21世纪》：中国的“软实力”会和其他国家产生竞争吗？
　 　奈：有时在“软实力”上确实会产生冲突，例如当两个国家都希望提升在另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时候。但从某些方面看，“软实力”并非一种“零和游戏”，有时两 国的“软实力”可以同时提高，并对两个国家均有利。例如，如果中国在美国的“软实力”提高，这可以减少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忧。类似的，如果美国在中国的“软 实力”提高，也可以减少中国对美国的担忧。两国相互感觉更趋良好、更加感受到吸引力，将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两国的“软实力”不会产生冲 突。例如，假设美国和中国都试图增强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而两国的目标是不同的，这时就会有冲突。但相对于两个大国对待彼此的态度而言，我认为这不是重要 的方面。
　　《21世纪》：对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你有什么建议？
　　奈：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发展，同时更加关注 这一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例如污染问题，并推进内部改革，和近邻各国保持良好关系，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并减少外界对中国的担忧———如果 中国不这么做，那些担忧会加剧。(“中国观察”栏目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美国外交学会会员，英国牛津埃克塞特学院名誉教授。曾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奖和美国政治学会的查尔斯·梅里安奖。
　 　1964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1977－1979年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安全事务助理，并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中领导防止核扩散事务小组。 1993－1994年在克林顿总统任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随后于1994－1995年任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奈著有多本著作，包括《谁与争锋：美国力量的转变》、《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理解国际冲突》等。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月8日 文章
记者：刘波 北京报道

触及体制 中国政改破题在即

加拿大海外中文网1月9日载文《触及体制的底线：中国政改已到拐点》，摘要如下：

　　一向循规蹈矩的《北京日报》在岁末发表了被称为中央高层智囊人物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俞可平去年十月出版的一本媒体专访他的文章集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俞可平全面阐述了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文章指出，“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 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 喜欢。”

　　文章说：“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我们正在建 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猜测：这可能是胡温主导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幷不像国外所说的那样，没有实际进展。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已悄悄进行了很久，幷初具雏形，只不过被突飞猛进的经济改革成就遮住了光芒而已。

　　目前，中国的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已实现公推公选或者公推直选，而在中国政改的领头羊──四川省，政改的实践力度更大，四川省将全省县以下 的党委系统的官员全部放到直选中产生，而且，还要求县（市、区）党委和所属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成员必须定期接受社会评价；凡是党员群众关心的党务活动中 的重要工作、重大事项，只要不涉及党的秘密，都要向党员或社会公开；逐步取消县（市、区）委书记办公会，全面推行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制、重要人事任免 全委会票决制。

　　这些改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党内基层民主，其“直选上任的乡镇党委书记组阁，提名镇长候选人”已触及到了如何理顺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直选书记”则触及《党章》（《党章》规定党内直选不是选书记，而是选全委会）这些均已触及体制的底线，改革已经到了拐点。

胡锦涛的“黄金十年”如何开局？

美国《世界日报》1月7日载文《胡锦涛的“黄金十年”如何开局》，摘要如下：

　　岁尾年初，中国大陆股市牛气冲天，经济表现热火，由之而来股市、经济进入“黄金十年”之说，轰然而起。所谓“黄金十年”，套用的是美国上世纪九○年代十年大牛市之典。相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中国大陆政治也有个“黄金十年”之说。

　　以今天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看，胡锦涛的“黄金十年”，大势已成，值得关注的，已是其如何在2007这关键的一年，迈出稳健而又大胆的一步，为其“黄金十年”开局。

　　所谓“黄金十年”的开局，其实也就是中共十七大棋局的落子，下棋有所谓一子落定，满盘皆活，政治上也往往是经由一个重要关口，就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中共十七大，正是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关口。

　　中共十七大自去秋开始着手筹备，按中共传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主要作三个方面的准备，即政治准备、组织准备、舆论准备。而对胡锦涛来说，在中共十七大能否为其“黄金十年”顺利开局，也主要视其在中共十七大这一仗，在组织人事、政治思想两条战线，打得顺不顺利。

　　首先看组织人事。去年下半年以来，不少省级地方已完成换届，不少中央部门也频频换人。今年五月之前，地方换届全部完成，稍后中共十七大代表也就选完。胡锦涛的思路，是未来的核心班子，要显现新人成长和领导机构年轻化。

　　政治思想方面，具体来说，是胡锦涛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如何规划未来的政治发展。胡锦涛领政四年来，不断提出政治主张，包括宪政发展、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据悉，在中共十七大时，胡锦涛还要为“新阶段”，提出新主张。

　　据透露，胡锦涛将在最难的民主议题上，有所建树。具体来说，是由中共党内民主起步，提出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又由无民主则衰、有民主则兴之论，将中共党内民主延伸到全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领域。

俄白斗“气”结束 中国是下一个目标？

　　中评社广州1月10日电／2006年12月25日，尼亚佐夫去世刚刚三天，莫斯科就对它最亲密的地缘政治伙伴——白俄罗斯再次挥动了能源大棒。显然，土库曼扑朔迷离的局势，不仅没有影响普京这位能源巨人的决策，反而增强了他控制一切的信心。

　　据财经时报报道，由于两国未能在天然气价格上达成一致，“断气”再次成为俄罗斯的官方警告，白俄罗斯则威胁将禁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一时间， “战争”、“讹诈”等字眼充斥于俄罗斯各大媒体。而俄罗斯天然气的西欧用户，只能眼巴巴盼着双方谈妥，因为无论备份方案如何完善，都无法保证他们能安然度 过整个冬天。

　　最终，对乌克兰断气的一幕没有重演。双方最后一刻作出的妥协。12月31日晚23点58分，白俄罗斯代表团在莫斯科签署了供应天然气的合同。 此时，普京正在他的新年贺辞中宣告“俄罗斯人民更坚定地面对未来”，而卢卡申科则告诉同胞“白俄罗斯面临一条复杂且布满荆棘的道路。”

　　俄气总裁米勒宣布，双方达成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2007年，俄气将以100美元/千立方米的价格向白俄罗斯供应天然气，此后价格逐年上 涨。到2011年与欧洲持平。俄气将以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白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一半的股份。俄罗斯天然气过境白俄罗斯的费用由目前的0.75美元/ 千立方米百公里上涨到1.45美元。

　　尽管米勒认为，已经给白俄罗斯开出了最优惠的条件，合同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有利。但就白俄罗斯看来，这场争斗并不公平。白俄罗斯总理西多尔斯基表示：“我们同意并且签署了一份条件对我们不利的合同。”

　　自从上台，普京就开始确定依靠能源重振俄罗斯强权的战略。2003年通过的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纲要，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稳定俄罗斯在国内和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

　　七年过去，普京的能源战略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一系列果断而又明确的措施背后，俄罗斯能源对外战略的脉络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个“外”，首先指的是近邻，即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其次则是远邻，包括欧盟、中国、日本等现实和潜在的大客户。

　　按照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能源专家日兹宁的观点，近邻分为三种——能源生产国、能源进口国以及能源过境国。对于第一类国家，比如哈萨克和 土库曼，俄罗斯采取了是拉拢控制的手段。土库曼同俄罗斯签署的关于俄气垄断土天然气出口至2028年这一合同，就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

　　而对后两种国家，则是强权控制。一方面，取消曾经的优惠，在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时候大获其利，另一方面，加快收购过境国家的管线基础设施，将 运输通道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年初乌克兰被“断气”的前车之鉴下，2006年俄罗斯这一策略颇有成效。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相继“陷落”，最后一个“堡垒” ——白俄罗斯的宣布妥协，意味着普京在这一环上的全面胜利。

　　在搞定周边近邻之后，普京对于远邻的战略就更为明确。那就是，确保现有客户，占领新兴市场，维持能源价格，控制能源通道。

　　面对能源霸主咄咄逼人的势态，欧盟已经如坐针毡。据德国《商报》的消息，欧盟主席巴罗佐将在1月10号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关于限制能源公司垄断行为的建议，包括拆分垄断型企业、强迫出售运输管线等。很明显，这个建议就是针对俄罗斯及俄气公司的。

　　对于中国来讲，俄罗斯的能源攻势同样已是迫在眉睫。尼亚佐夫逝世后，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以凭藉新总统立足未稳，以及对土天然气的垄断地位，加强对土库曼的控制。而俄罗斯在天然气价格上的强硬态度，又令人对中国进口俄天然气定价问题平添疑惑。

　　俄罗斯要在2011年统一天然气出口价格，而俄天然气出口公司总裁梅德维杰夫预测，2007年上半年，对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可能从目前的每千立方米235美元上涨到260美元。按照计划，2011年正好是中俄天然气管道西线建成之时。

　　对于目前天然气价格仅为每千立方米约1000元的中国来讲，连俄罗斯提出过的180美元都难以接受，又怎么可能接受和欧洲同样的价格呢？

　　据报道，目前中国国内各方正在为每立方天然气涨价0.15元而争论不休。但按照上面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价格完全并轨 到每千立方260美元的价格，这样，中国在这四年里，每平方天然气的价格必须每年上涨0.25元才能勉强和俄国人的价格“接轨”。

南都周刊访谈朱大可：民族记忆的严酷敌人

　　“但我们面对着的，往往不是一种健康的记忆体系。选择性失忆和强迫性记忆，成为民族记忆的严酷敌人。

　　今天的文学现状的恶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文学不仅完成了空心化的历程，而且还腐烂到了文体和话语本身。文学要为汉语的退化承担部分责任。

　　中国的消费市场之所以更为畸形，就是因为它只考虑GDP(利润)增长，而拒绝为诚信付账。而现在，我们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

　　

南都周刊：200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一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鲁迅逝世70周年、“文革”发动40周年与结束30周年、唐 山大地震与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各阶层以多种不同的姿态与话语，隆重或者默默地纪念这些历史。你认为这里面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吗？

朱大可：记忆是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的财富，并且必然是未来文艺复兴的基石。在这个意义上，珍惜记忆就是一种美德，它捍卫了文化的尊严。但我们面对着的，往往不是一种健康的记忆体系。选择性失忆和强迫性记忆，成为民族记忆的严酷敌人。

南都周刊：对80年代的回顾，在2006年成为热点。有人说，回味80年代的人中，文学家很多，容易用文学的方式把80年代讲成一个青春和激情的故事，以 至于让后人对80年代产生误解和反感；重提80年代开头开得不好，认真地梳理尚待时日。对80年代的回顾还需要哪些思考？

朱大可：我非常理解一部分知识者把记忆引向青春旧梦的心态。但这只是记忆的一部分功能，80年代的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在我看来，正是80年代的人道主义幼稚病，成为日后知识分子衰退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娱乐化的“恶搞”成为2006年最显著的文化现象。网络视频“馒头”案之后，网络恶搞呈燎原之势，古典名著、社会名人、红色经典无一幸免。例如 黄健翔世界杯另类解说“梨花体”诗歌等。有人说，这种“娱乐至死”现象，实际却是对传统经典的反叛，是个性的回归与张扬，是民本意识的提升与崛起。《光明 日报》举办的一场主题研讨会则指出，“恶搞”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有着很大的负面效应。在“恶搞”现象及对其评论的现象背 后，我们有什么值得检讨的？

朱大可：我要在此再次表明我的立场，那就是反对把戏仿和反讽称为“恶搞”，因为“恶搞”一词从一 开始就为戏仿文化构筑了一个负面的道德圈套。从总体上说，戏仿是人类叙事的一种全球性方式，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一个重要样式，用所谓“虚无主义”来定义戏 仿，并不恰当。戏仿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不是戏仿的本质。

南都周刊：2006年，似乎又是个选秀年。“超女”、“莱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梦想中国”，到处是海选和PK。有人说，诸多选秀节目意味着中 国正全面步入一个个人主义时代，揭示了从无厘头精神的自嘲到个人主义的冥想倾向，大大刺激了社会转型期间的青年一代对大众狂欢文化的渴求；也有人说这是对 艺术的玷污，不过是一份文化蛋炒饭。

朱大可：选秀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扩张了个人的明星梦想，为少数人从底层直升成功的顶层，提供了某种低成本的高速通道，也导致了大众对成功道路的误判。个人成功的方式和途径是无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所有人都挤死在同一条道路上。

南都周刊：2006年，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是个多事之秋。先是韩白之争，韩寒炮轰“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紧跟着，思想界和文学界互掐，“梨花体”诗 歌被恶搞，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叶匡政称“文学已死”，海外汉学家抛出中国文学垃圾论，这里面不乏网络口水与媒介跟风恶炒，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也有自己的 问题，你怎么看？

朱大可：早在1988年，我就曾经以“文学的空心化”为由，宣布过中国文学的死亡，虽然那是一种过激的言论，但却表达了我的忧思。今天的文学现状的恶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文学不仅完成了空心化的历程，而且还腐烂到了文体和话语本身。文学要为汉语的退化承担部分责任。

南都周刊：食品安全和药品安全，在2006年引起了社会的空前关注与强烈反响，从“齐二药”到“欣弗”事件，从红心鸭蛋到多宝鱼，都给这个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从食品药品管理新机制，到公民的诚信问题，这里面有哪些需要检讨的？

朱大可：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是整个食品生产体系的结构性弊端。为了应付庞大的饮 食业的需求，食品制造业只能大规模使用激素、抗生素等化学添加剂，来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这是消费主义至上导致的恶果。中国的消费市场之所以更为畸形，就 是因为它只考虑GDP(利润)增长，而拒绝为诚信付账。而现在，我们终于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刻。

南都周刊：这一年，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行为似乎也比较多，更改图腾、禁止不文明游客境外游，同时也有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等。如何看待《大国崛起》的热播及其引发的争论？

朱大可：《大国崛起》的热播背后，映射着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国家-民族共同体的崛起及其崛起方 式，其实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都曾有过类似的文化热潮。目前的这种争议，不过是历史的某种自我重复。我看不出它比以前的争议推进了 什么，恰恰相反，它的争论水准，甚至不如80年代。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的缺席。

本文策划：林斌；执行：谢海涛，彭晓芸，陈坚盈，实习生潘爱娟

本文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7-01-08/110611979810.shtml

本文题图：黎明的酒杯《记忆的角色》

中国股市渐入佳境？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 李明

　　将中国的资本市场打造为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地位“相称的”、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战略平台”，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定位。

　　沪深股市2006年12月14日高开后振荡上扬，沪指于13:41一举突破历史最高点2245点，宝钢、中国石化等引领大盘蓝筹板块继续上攻，市场极 度亢奋，成功收盘于2249点，五年轮回，上证指数重新攀上高峰。而此时中国的证券市场，远不同于五年前的混沌迷茫。股权分置改革一扫多年沉疴，优质蓝筹 纷纷重回A股，股指期货即将推出，基金规模屡破纪录，甚至有人惊呼神话般的黄金十年之门已经开启。
　　正是这一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出席“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国际论坛”时指出，当前资本市场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今后，要鼓励优质大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发行上市，调整和完善再融资相关制度，简化核准程序，同时促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作为对外实现“和平崛起”，对内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保障，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壮大数十万亿国有实业资产和金融资产，将是尽快落实这两大战略目标的关键途径。
　　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同一场合表示，要进一步发挥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中的作用。今后，将继续鼓励国有控股股东通过资产重组、联合并 购、技术输入、资金扶持等多种手段，做强做优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不断加强其对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国资委将继续鼓励符合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通过境内外 市场实现上市融资，同时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抓紧研究制定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努力使国有股股东，特别是国有控股股东 行为更加科学、规范，为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同样，六中全会赋予资本市场的全新战略定位，使得管理层没有把目标局限在追求短期的扩容数量上，而是“埋头”推进发行制度的改革，完善券业的综合治理，强化保荐人职责，打响针对股改、清欠的“最后一役”。

　　管理层为什么改了“口风”？

　　其实，仔细观察，一切都在变化中。11月以来，A股扩容的速度有所放缓，管理层对于股市的发展路线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
　　10月初，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对尚福林的专访，这篇名为《深化改革创新 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文章说：加快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防止形成新的股价泡沫，从整体上看，目前A股市场价格已经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增加优质公司的股票供给，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平衡供求，可以防止流动性充裕刺激股市泡沫形成。
　　但是，实际上自10月27日工行上市之后，资本市场的扩容步伐，非但没有像尚主席所说的那样“加快”，反而相对今年5－10月以来，还有所“放缓”。而且，11月以来的大盘股IPO还有一个新特点，就是几乎全部是H股海归，本土的大型企业A股上市相当少。
　　数据资料显示，10月A股IPO募集资金逾490亿，另外，再融资超过57亿，两项合计约547亿；而11月，A股IPO募集资金约119亿，增发募 集资金约246亿，两项合计约365亿，比10月减少约182亿（这个数字甚至比IPO重启以来的第二个月——6月的415亿还要少！）下降近三成。
　　看来，尚主席并未完全按照在《学习时报》讲话时的“路线”办。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如果仔细留意近来管理层的表态，还会发现，不仅关于用 “大扩容”来“平抑泡沫”的行动“没有坚决执行”，而且官方对股市行情的“定性”，也有了“截然相反的说法”——在10月初，行情还在1800点左右的时 候，尚主席的说法是，“目前A股市场价格已经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到了12月份，沪指已经达到2000点以上的时候，管理层却集体出面，大唱“行情 在2000点以上整体健康”！
　　管理层怎么了？时隔不到两个月，管理层对于股市的看法，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而这种对于股市现状认识的变化，也就直接导致了管理层在最近的一个多月里面，并没有“完全执行”他在10月之前拟议的“大扩容”。
　　尚主席讲这番话的时间在9月，那么从9月到10月期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无庸置疑，就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明确了，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战略目标。而要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仅有理念，更要有物质基础作为保障，这个物质基础就是目前数十万亿的国有实业资产和金融资产。
　　而中央政府正准备将其执政的基础，从对实物资产的“占有”，逐步过渡到对金融资本的“控制”上来（实际上，党的十六大已经强调了，要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的思想）。
　　一方面，通过“资本运作”的进化方式，雄厚的国有资产才能够在运行效率上大幅提高，从而赢得相对于私营资本更大、也更根本的竞争优势，从物质财富的增加方面，强化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必须通过对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改造，以及建立在这种“资本化”基础上的、全新的、对国有资本的管理方式的“升级”，才能够优化、强化，对这些“增加了的”国有资本的控制，提高了对“执政基础”的“执政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对外实现“和平崛起”，还是对内构建“和谐社会”，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都需要借助一个强大且庞大的金融资本市场，来迅速做大国有资本这个实现战略目标的物质基础。

　　资本市场的定性
　　已发生根本“逆转”

　　那么，管理层为何没有乘流动性泛滥之际，迅速推出大扩容，尽快将更多的国有资本“装入”资本市场，反而有 所“放缓”呢？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认为，资本市场未来的大扩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管理层“愿意暂时放弃”眼前的现实利益，放缓扩容的节 奏和总量，其背后，肯定是有更大的战略企图。
　　随着六中全会的召开，特别是“和谐社会”、“和平崛起”这两个战略目标的提出，资本市场的定性和定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如果说，此前的 资本市场还仅仅停留在“治病、续命”以及所谓的“恢复本来面目”上，那么，六中全会推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正 式向资本市场（首先是资本市场的管理层）发出了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承担历史使命”的号令。
　　王小广认为，将中国的资本市场打造为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地位“相称的”、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战略平台”，是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新定位。
　　也就是说，执政党要将其执政基础，从实业领域转移到金融资本领域，让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借助资本市场“迅速”做大、做强，那么，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无论从规模、结构到层次，都必须要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不能太长）。
　　因此，随着中央政府对于资本市场定性的调整和定位的提高，管理层对于资本市场的改革路径、发展战略，都将随之调整，对股指的批判标准也就随之改变了 ——在10月之前，用“老眼光”所得出的“相对较高”，放在新战略的考量之下，也就并不那么“高”了，而变成了“整体健康”。
　　当然，要保持所谓的“整体健康”，是有条件的，即股指额上涨必须要有相应的优质资产的配套供给，但保证资产“优质”的前提，恰恰是一系列制度的完善。 也就是资本市场的管理层，必须尽快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一系列的制度框架，推进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来作为承接这一“宏大”战略目标的载体、桩脚。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管理层自工行上市之后，一直在“埋头”推进发行制度改革，完善“A+H”模式，并且召开保荐人会议，强化保荐人职责，股改、清欠工作也加入最后攻关阶段，作为“保护”国有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重要中介，券商的综合治理也即将大功告成。
　　在此背景之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历任领导人，在岁末齐聚深圳，大谈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继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加快推出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等，都不 是偶然的。“蓝海战略”之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对内修缮”的初级阶段之后，正日益凸显出其“进攻性”，而现阶段的“放缓扩容”，加强内部制度的完 善（包括传闻中的“暂停新基金审批”），很可能都只是“鸷鸟将击”前的“必藏其形”而已。

　　大扩容并未真正开始

　　当前行情的最大风险之一，来自于“不受管理层控制的”流动性泛滥。过分充裕的流动性，如果没有适当的、优质的资产与之相配，那么泡沫的产生也就难以避 免。决定行情走势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管理层推动的制度改革，第二就是资金的供给。而后者，现在看来是“供过于求”，甚至是“泛滥”的，所以不担心 资金来源的问题。
　　而第一个方面，管理层的制度改革，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市场本身的制度建设、完善；其二，则是有关上市公司本身质量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制度改革的问题，还是管理层相对可以“控制”的，但是流动性问题，则显然不在管理层的“能力范围”之内。
　　于是，管理层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庞大的流动性，需要相当的优质资产的供给，才能够将泡沫成分抑制在一定范围之中；但是，管理层又受制于自身改革进程，和一些现实问题的约束，不可能在制度建设上，也像流动性那样“大干快上”，而只能够按部就班，稳步推进。
　　因此，资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至少在以“A+H”发行大规模“重启”之前），都将超过优质资产的供给，从而成为影响行情的阶段性“显性因素”。
　　而其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管理层在有关IPO的政策（特别是有关“A+H”的政策）没有进一步修缮之前，还不能够（或者还不愿意）推动更大规模的高速 扩容，以对冲流动性泛滥，而只能够通过“H→A”以及再融资（特别是央企的整体上市）这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流动性的过度泛滥。因为此二者，一个有 海外市场的监管磨砺和股价的对比，一个的发行制度相对IPO而言，还算“良好”，在IPO的发行制度尚未修缮完毕之前，这两者，就成为确保股市能够引入优 质资产的相对可靠的“通道”。
　　至于中国人寿（其A股融资额将接近300亿元）的“海归”，是否意味着股市“大扩容”的开闸？此次“大扩容”又会不会摧毁行情上涨的希望呢？其实中国 人寿的“海归”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层调控资金过剩战术上的策略，而并非既定中的战略安排。或者说，中国人寿更多是被“流动性过剩”逼出来的，管理层规划中 的“大扩容”还没有正式启动。
　　中国人寿的“上会”，并不代表证监会启动规划中的“大扩容”，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在于，相关的发行制度还并没有完善。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目前已 明确指出，明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是，继续推进发行制度改革，完善“A+H”模式。而财富证券日前曝出的“乌龙门”事件，已经由小见大地说明了，目前A股市场 的发行制度，还不具备健康地承担高速大扩容的能力。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好又快”的定调下，缺乏完善的发行制度护航，股市新股发行若重新走上重量不重质的“老路”，不仅有悖经济改革的总体基调，并且 极有可能将前期改革成果付之一炬，尤其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央企大盘股，一旦在发行过程中有所闪失，可能造成全局性的负面影响，这绝非已赋予资本市场战 略性任务的中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那么，中国人寿的“海归”又该如何解释呢？从实际需要来看，资金的疯狂，已经成了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中最不确定因素，毕竟管理层可以控制制度建设的进程，但是对于疯狂涌入的资金，在无法阻止其流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提供相应的资产来匹配，则会迅速形成资产泡沫。
　　而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发行制度暂时还无法承担起更多“大扩容”任务时，优先引入经过成熟市场考验的“海归”股，便成为了当前的权宜之计。一方面，经过 海外成熟市场的审核，上市企业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有海外市场的定价作为参考，形成股价“泡沫”的机率也较小。于是，在现阶段凡具有 一定规模的企业IPO，大多都是“海归”（如北辰实业、大唐发电、广深铁路）。此外，制度相对完善的再融资，也在不动声色地大规模扩张（最新消息显示，万 科定向增发7亿股A股获批）。
　　因此，中国人寿的“上会”还并不是管理层既定“大扩容”的发令枪，在发行制度进一步完善之前，大型企业的扩容将主要以“海归”及再融资为表现形式。在“不得不为”与“不可为”之间，将“海归”作为A股市场IPO的主旋律，既是证监会的无奈，也彰显出管理层的智慧。
　　那么，此次“大扩容”会不会摧毁行情上涨的希望？目前的“大扩容”仅限定在“海归”与再融资的范围之内，更大规模的“A+H”暂时还不会启动，况且， 从目前基金一天募集超过400亿的资金流量来看，资本市场财富效应的集聚所激发的资金投资冲动空前高涨。在11月和12月，将至少有2500亿的资金通过 基金入市，通过简单的数字比较，仅此就需要相当于10家中国人寿上市，才能提供相应的资产。如果市场“识破”了管理层在短时期内，不至于将扩容节奏提得太 快的“意图”，资金疯狂的程度将超过甚至淹没资产的供给，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其破裂后结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不过，管理层手里还是有牌可以打的，中石油、中海油、中移动、交行、建行等一系列大型的“海归”央企，皆在证监会的调动范围之内，但如果“大扩容”的 速度过快，令市场“受惊”过度，资金来得快去得也快，目前所形成“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又将被打破，改革所面临的良好机遇，也或将错失。换言之，目前引 央企“海归”，的确只是证监会当前的权宜之计，以行政手段来人为控制资金与资产的平衡，而并非相关制度的合理引导，这一碗水很难端平，要么走上沉渣四起的 “泡沫”行情老路，要么重温“大扩容”挤垮大行情的噩梦。
　　对证监会而言，进一步修缮好发行制度，并搭建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平台，引导资金各归其位，才是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双赢”的长治久安之策。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36期总第241期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u/4b8bd145010007c6

中国气候变暖灾害增加 粮食安全堪忧

2006年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发布了历时4年编制、九易其稿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该报告的发布，表明中国政府对气候突变这个全球性问题的警惕性提高，尤其是对气候变暖的警惕性提高。
　　该报告预测，在未来百年中，气候变暖将是中国气候变化的主线。而气候变暖速度太快，有可能导致发生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加快。中国作为一个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如何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是中国气象专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为此，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该报告编写委员会专家组5位领衔专家之一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林而达。

　　百年一遇的重庆大旱今后有可能二三十年一遇
　　记者：2006年中国遭遇了很多气象事件，这其中您比较关注的是哪一些？
　　林而达：我最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2006年我国气温继续升高，全国年平均气温在10℃左右，比往年同期偏高1℃，是195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
　　二是意外地发生了数起极端气候事件。极端气候事件每年都会有，但2006年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重庆的干旱和超强台风桑美。重庆、四川遭遇历史罕见的高温伏旱，重庆连续40多天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这是百年不遇的；席卷浙江和福建的超强台风桑美，也是百年不遇。
　　除此之外，还有宁夏等干旱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山东局部地区秋天出现干旱等。
　　记者：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林而达：中国气象局估计，川渝旱灾的损失在150亿元左右，超强台风桑美造成的损失也有100多亿元。1998年长江洪涝造成的损失是1600亿元，因此可以说，2006年是1998年以来因自然灾害造成损失最严重的一年。
　　记者：在您看来，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与哪些因素有关？
　　林而达：许多专家都倾向于认为，去年的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与长期的气候变暖有关。
　　对于重庆的干旱，后来我们应用英国哈雷德（Hadley）气候预测和研究中心发展的区域气候模式PRECIS，类比中国的区域气候，得出的结论发现，在未来的数十年间，重庆及其附近地方有异常增温变暖的趋势，变暖变干的现象可能在今后会更频繁地发生，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有专家预测，重庆2006年遭遇的大旱在今后可能会更加频繁出现，不再百年一遇，而可能二三十年一遇。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预测，但足以让我们警惕。
　　对于超强台风桑美登陆，很多专家也认为与气候变暖导致大气环流变化有关系。
　　记者：但学术界对于是不是气候变暖导致出现这些气象事件，仍存在许多争议？
　　林而达：确实，现在还难以准确界定极端气候事件与全球变暖的关系，但我们从大量极端气候事件案例中分析发现，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全球变暖及其后果在频繁产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最近20年全球变暖是造成气候急剧变化非常主要的原因。
　　记者：也有专家认为，全球变暖并不可怕，中国历史上曾出现黄河流域产竹子的现象，北京等纬度较高地区也出土了远古时期的大象骨骸，这表明，历史上地球曾经变暖得很厉害。
　　林而达：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是很缓慢的变化，可能经过了成千上万年的气候变迁。目前问题的关键不单单在于气候变化了多少，而且还在于气候变化的速度。在过去的100年里，我国气温升高了0．6℃，东北最近50年升高了1.1℃。据估测，在未来100年，全国还可能比现在增加2℃~4℃多。现在地球在过去100年增温不到1℃就灾害频繁，未来将会怎样？如果数万年以后北京地区出现成群大象不足为奇，但100年以后就出现了很快的升温，那这个过程中气候的急剧变化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未来50年中国可能增温2℃~3℃
　　记者：《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对中国气候近100年来变化的实际状况和影响进行了评估，在气温上升方面归纳出了哪些基本结论？
　　林而达：最主要的结论是，近100年来中国年平均地表气温明显增加，升温幅度约为0．5℃~0.8℃。根据最新研究，倾向于采用0．8℃这个资料，这与全球同期平均值（0．8℃）基本一致。近50年中国增暖尤其明显，主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最近50年，我国年平均地表气温增加1．1℃，平均每10年增加0.22℃。
　　而且，中国北方和青藏高原增温比其他地区显着。这个我自己都有感觉，我在北京长大，小时候北京冬天温度可以低至零下20℃多，但现在已经多年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记者：该报告也对未来气候变化进行了预估，得出的结论是21世纪中国地表气温将继续上升。
　　林而达：对，我们对全球、东亚及中国未来20年至100年气候变化趋势进行预估，21世纪中国地表气温将继续上升，其中北方增温大于南方，冬春增温大于春秋。
　　以现在为基准，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增加1．3℃至2.1℃，2030年，增加1.5℃至2.8℃，2050年增加2.3℃至3.3℃。
　　记者：报告中的这些预测可信度有多大？
　　林而达：实际上，对未来几十年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报资料是很困难的，因为对影响气候的全球人口、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预测有几十种方案，但估计出一个大致的范围还是有可能的。在国家评估报告中，我们归纳了不下10种模型作出的预测结果，专家们综合这些结果，给出了比较好的范围。事实上，我们还舍弃了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日本的一个模型曾预计100年后中国增温8．9℃。

　　冰川融雪加快，湖泊随之扩大，但随后两者都可能将大为萎缩。
　　记者：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增温将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
　　林而达：在气候变暖背景下，近50年来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
　　一是全国平均炎热日数呈现先下降后增加的趋势，而近20年上升较明显。可能很多地区的老百姓感触最多的是，霜冻日数少了，寒潮频数也明显下降了。
　　二是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面积呈增加趋势，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南部地区洪涝灾害加重。比如1998年南方水灾，就是百年不遇的。
　　除了极端气候事件外，冰川的融化也是倍受关注的影响后果之一。报告指出，估计到2050年，中国西部冰川将减少27.2％。
　　记者：很多人都对青藏高原、新疆等地的冰川融化速度感到忧心忡忡。
　　林而达：最近有专家组去新疆考察冰川情况，考察完了向新疆党政领导汇报，领导们都表示感到震惊。因为新疆的农牧业和自然生态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冰川的融雪补给，尤其是沙漠中的绿洲，没有冰川，将很难存在下去，现在新疆的高山冰川加快融化，打破了这种均势，地方政府领导非常重视。
　　西藏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也就此问题专门来北京请教过专家。我到西藏考察过几次，看到由于冰川融雪加快，引起了当地湖泊的湖面上升，以至于将牧民的牧场和房子都淹没了。我们对西藏扎陵湖的遥感图像分析也发现，湖面扩大了许多。但这种现象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冰川萎缩后，这些湖泊最终也将随着萎缩。

　　粮食安全问题不能盲目乐观
　　记者：由于农业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很多人都关心，气候变化会不会对我国的农业产生负面影响？
　　林而达：确实，气候变化将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幅度增大。专家们都比较认同的是，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030年，中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可能会下降5％至10％；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长期的粮食安全。
　　而且，由于气候变暖会使农业需水量加大，而供水的地方差异也会加大。为适应生产条件的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
　　记者：但现在许多专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粮食安全不会出问题。
　　林而达：对粮食安全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人都过于乐观。据有关部门预估，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顶峰，大约15亿。为了满足新增两亿人口的需求，将要多生产1亿吨粮食。如果盲目乐观，不采取措施，届时粮食总产量将减少5％~10％，也就是说，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还要多生产3000万吨~5000万吨粮食才行，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所以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必须时刻高度重视。

　　气候变化会让更多的人得疟疾、登革热
　　记者：现在中国水资源问题是个大问题，受到高度关注，根据对未来气候的预估，未来水资源有没有变化？
　　林而达：严重干旱是非常可怕的，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深受其苦。我曾去宁夏和甘肃多次考察，那里有些地区连续两三百天不下雨，土都是散沙土，挖下去十几厘米深，随手一抓就扬了起来。当地居民都很无奈。
　　根据报告预估，未来数十年内我国降水量将有所增加，但干旱趋势可能不会有明显改变，由于需水量也要明显增加，预计2010年~2030年中国西部地区每年的缺水量约为200亿立方米。 　　有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中纬度地区，气温每升高1℃，灌溉需水量将增加6％至10％，而农田蒸发量也会增加几个百分点，因此，虽然我们预估未来北方降水有所增加，但总体上“北旱南涝”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很大改观。
　　而且，我们预测，升温还将使北方江河径流量减少，南方径流量增加。其中黄河及内陆河地区蒸发量将可能增大15％左右，旱涝等灾害的出现频率会增加，并加剧水资源的不稳定性与供需矛盾。
　　记者：这对生态系统等诸多方面是否也将造成影响？
　　林而达：对，半干旱地区潜在的荒漠化趋势可能增大，区域气候温暖干燥也将导致平原湿地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濒危物种增加，大面积沼泽湿地演变为草甸湿地。未来50年青藏高原多年冻土空间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表层冻土面积有可能减少10％到15％。而且，风暴潮等极端天气事件也将成为我国沿海地区致灾的主要原因。
　　气温上升还可能引起热浪频率和强度的增加，由极端高温引起的死亡人数将可能增加，预计气候变化将增加血管病、疟疾、登革热和中暑等疾病程度和范围。

　　青藏铁路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典范
　　记者：面对全球变暖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我们该如何应对？
　　林而达：除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发生外，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及早采取对策，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都是全球性的，单靠一个国家很难做出局部改变。如冰川加速融化、洋流变化等，单独的行动很难阻止其变化趋势，所以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及早应对，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损失。
　　我认为，应对策略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中国气候系统模式，提高预测水准；二是建立中国气候观测系统；三是建设国家气象灾害预警和应急系统；四是建立国家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和应对体系。如果这些措施完善了，应对起来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记者：您觉得中国在应对策略上是否做好了准备？
　　林而达：这几年来，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非常关心。2005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八国会议上，也重点谈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的论断对科技界影响很大。
　　国家加强了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如多部门联合攻关实施重大环境问题对策支撑计画，在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展开气候变化公众教育等。
　　最近两年我们通过中英合作与宁夏进行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已经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十一五规划当中，这是省级政府首次这样做。
　　除此之外，青藏铁路也成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适应气候变化的典范。为应对未来升温可能引起的冻土融化，从而危害铁路安全，铁道部采取措施保护冻土，可以在未来几十年间避免升温0．5℃或者1℃造成的损害。建铁路还同时预计到未来几十年可能的升温，这种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在世界上也是很先进的。

银行十强中国占三 世界新秩序已经诞生了！

德国之声文章说，中国经济还不是世界顶尖，但是中国已有三家银行在世界股市的市值排名榜上进入十强，中国工商银行甚至已是世界第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排名榜上也进入了最前列。
　　在世界股市上，一个世界新秩序已经诞生了。德国世界报说︰“尽管中国在政治上还没有达到大工业国的高度，在国民经济上也远远落后，但人民共和国的上市企业却已经占领了最前列位置。”
　　所谓“市场资本化”，即一个上市企业所有股票的当前市场总值，这是衡量企业价值的最简单办法。在银行业界，中国大陆在海外上市的3家银行全部进入了十强。中国工商银行甚至已经是世界第2位，它以1920亿欧元的市值总量只比排名第一的美国花旗银行少140亿，它把美洲银行（1810亿）和汇丰银行（1630 亿）排挤到了第3和第4位去。
　　排名第5的又是中国的，即中国银行，排名第7的是中国建设银行。而德国头号银行德意志银行只排在第30位，它的“市场资本化”总量为540亿欧元，只相当于中国工商银行的不到四分之一。
　　在保险业里，中国也在高歌猛进。不久前我们刚报导过，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已经超过了德国的安联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公司在股市上占据了世界保险业的第4位，“市场资本化”总量达736亿欧元。
　　中国这些股市上的新贵之崛起反映了这些“贵”企业在股市上的发展极好，当然更反映了世界股市上的中国热。中国国内的股市去年也复活了。上指去年总的上扬了135％以上。中国国内股市上持续的停滞和下滑现象被止住了，投资者们重新发现了中国股市这个新大陆。
　　大约一年前，中国股市，无论是上海还是深圳，那是一塌糊涂。德国之声收到的读者来函中有说“中国股市是历史上最大骗局”的。确实，那是一个没有规则可言，想涨就涨想落就落的地方，没有透明度，没有可信度，假年报隐瞒坏帐比比皆是。因此，中国股市在进入21世纪后成为中国一个奇怪的例外，经济迅速增长，跟经济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增长，尤其是楼市，惟股市一落千丈，到了几乎没人敢去问津的地步。
　　经过一个阶段的偃旗息鼓，中国股市终于卷土重来了。 2006年初，中国政府取消了持续了多年的新股上市禁令，投资者们的兴趣回来了。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人民币币值上涨潜力普遍被看好，而投资楼市显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中国境内外的资金也摆脱了对中国股市的不放心。想来也很简单︰经济在高速发展，许多企业在高速发展，股市从理论上说不可能不涨；即使股市失算，但货币因素至少能够中和。
　　中国在海外上市的“金融股票”一年来几乎可以说是“买疯了”。建行、中行，无不“翻跟斗”，中国人寿一年内翻了4倍，宣布将在上海上市后更是10天内就涨了45％。而最后上市的中国老大中国工商银行的股票在10月底上市到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股值就翻了两倍多，仅仅在最近的两周内，这个中国最大银行的股值世界排名就从第5一下子跃至第2。而在刚上市的时候，它的总排名还只是世界第13。
　　然而，有些观察家要求人们冷静。他们以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为例。那是日本经济疯长的年代，日本的银行在世界股市上也是疯长，到80年代某个时候，世界10大银行里它已经占了一半，5家。可是今天呢，日本银行早已大规模地跌了出去。
　　但另外很多观察家却认为不必为此担心，中国金融的超快速国际化不见得会走日本的老路而昙花一现。这些积极派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还大有挖掘这些潜力的余地，他们认为现在看不到股市对它们投资的“投机泡沫”。

以富养贫：中国医院的最新趋势？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5日载文《以富养贫：中国医院的最新趋势？》，摘要如下：

　 在天津市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患者可以选择6个档次的服务。住院费最低的一档为每晚约6.60美元，是几位患者同住一个小房间。而该院最大的套房每晚约3,160美元，整整占了半层楼。房间内有卫星电视、室内花园、会议室、两间卧室、按摩椅以及私人健身房。

　　院长刘晓程兴奋地说，这种格局就像一架飞机，在飞机的前部是头等仓，中间是商务仓，最后则是经济仓。但它们的选择机制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市场化。这家拥有1600张床位的心血管病医院在中国是个另类。

　　中国一直在努力向13亿人口提供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但始终没有成功。尽管少数城市精英人士拥有西式的医疗保险，但大多数人需要自掏腰包看病买药。对于花费不菲的手术来说，多数人就被迫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如果交不起钱，有些医院就会停止治疗。

　　因此中国政府一直在控制药品成本和公立医院的收费，希望将医疗价格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以保证穷人至少能负担得起看病和进行基本治疗的费用。这些公立医院需要政府投入巨资维持，耗费了国家大量补贴。

　　另一方面，私立医院效率更高，在向患者收取费用方面更加自由，但许多中国人难以负担治疗成本。私立医院目前仅占中国18,000家医院的5%。

　　刘晓程的医院正在努力在公立和私立医院的两个极端中另寻一条出路，在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一方面，他为贫困孤儿提供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让政府官员满意，与此同时，他也会用每晚3,000美元的套房吸引中国最富有的患者。

　　政府支持刘晓程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以每晚仅6.60美元的价格提供了一些床位。这个价格可让贫困人口也能获得治疗，因而得到了政府的赞许。

　　除了提供低价服务外，这所医院的医生在过去3年里为900多名孤儿进行了手术，从而在当地政府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最近一个周二的下午，10多名医生在手术室中为陕西一名7个月大的孤儿进行了心脏修复手术。

　　对这类为孤儿进行的手术，政府会向医院提供每例2,500美元的补贴。尽管这个价格低于成本，但刘晓程说他不在乎，因为为孤儿提供的服务使他能说服当地政府提高对富有患者的收费。实际上，为富人提供的高利润业务补贴了为穷人提供的服务。

中国现在需要通盘考虑整体方案的改革

加拿大海外中文网1月2日载文《渐进式改革的得失》，摘要如下：
　　中国现在仍然处在转型时期。从邓小平为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那时起，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基本的事实，从这个认知出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不间断的持续的有效的改革，幷且需要不断的检讨。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讨时，首先就从整个改革的指导思路入手。
　　中国的改革指导思路，就是渐进式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越难的题目越留到后面做，每走一步都在寻找最小的风险。
　　二十八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和成效可以用“革命”来形容。而在这场革命中，中国保持了国家的完整，保持了国家基本运作的正常化，保持了政权的存在，幷且还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所得。假如以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为参照系，尤其可以对中国的得印象深刻。
　　其实，激进或者渐进的改革，不涉及到对错的评价，涉及到的是是否愿意付出代价，以及能否承受代价，由谁来承受代价的问题。苏联崩溃了，但是俄罗斯现在享受到了苏联改革的利益。而中国则越来越接近触及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难题，由此，风险和困难也越来越大。这是渐进式改革的所失。
　　中国改革每走一步，都是在选择风险最小的切入点。典型的步骤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改革的政治阻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也在社会上逐步培育起改革的意识。这种政治策略非常高明。但是，当改革推进到今天，同样要看到摸着石头可以过河，但却无法通过汪洋大海。
　　我们知道，改革是复杂的，各个环节相互关联，也相互制约。虽然选择从最易入手，但当改革越深入下去，牵连面就越广，其他关节的不断加入就影响到先期改革环节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随之而生。
　　以国企改革为例。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放权让利，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国企改革幷不是简单“关停幷转”，股份化就能毕功，它牵涉到产权的改革，也牵涉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国企如果要实现自由雇佣工人，那么社会将承受大量失业工人，这就变成了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了。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没有到位，国企改革当然难以到位。
　　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既取得了初期的巨大成就，也为现在遗留了许多问题，让中国近三十年来始终处在转型的阶段，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而长达十年的经济荣景以及未来的持续看好，掩盖了这些仍然存在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需要齐头幷进，有完善而周全的配套措施，尤其是通盘考虑的整体方案的改革。

社会转型使中共面对新挑战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2日载文《中国转型使执政党面对新挑战》，摘要如下：

　　中国有关方面日前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分学员中所进行的一份“民意”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最为关切的问题依次为社会治安、收入差异、腐败、社会风气、失业、地区发展差异、看病难看病贵、农民负担、教育不公平等问题。

　　有关政治改革的议题受到冷遇，大多数受访者幷不认为政治改革具有迫切性。

　　尽管这个调查涉及面不广，但因为党校是中共政治精英们聚集的地方，学员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党员干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看法，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信息不可忽视。

　　一方面，这个调研的结果幷不令人惊讶。受访者所关切的问题的确是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应当说，最近这些方面的问题较之往年有很大的恶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给予关注的程度。

　　再者，受访者的看法也与中国目前所进行的社会改革相当一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重点一直在经济面，直到近年，改革重点才转移到社会改革，想通过社会改革努力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同时消化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诸多负面效应。

　　另一方面，这个调查也包含着值得注意和令人担忧的信息，正当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时候，政治改革在官员当中失去了迫切性。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得到解决的，而执政党是政治改革的主体。

　　现在，随着中国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即向执政党转型。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已经成为中共面对的主要议题。

　　这个转型也是历史必然。改革开放、全球化、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等因素已经导致了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治理的转型，就是说要建立人们所说的“良治”。

　　建设“良治”的努力既表现在执政党本身的建设上，也表现在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的改变。党内改革和社会改革因此是近几年来中国改革的主轴。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的。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改革，如法治、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地方民主等等，都是辅助性的，既为了给经济和社会改革创造政治条件，也是为了应付经济和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任何反应式的政治改革已经不足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在这点上，中国也可以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往的发展经验中学到很多历史教训。

革命动力渐小？中国改革又现难题

南非中非新闻网1月3日载文《改革的难题》，摘要如下：
　　邓小平说过，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句话到现在仍然有效。既然是革命，就有革命动力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中国改革进展到现在又面临一个难题。由此，中国改革的动力也已变得越来越小。如果要探究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经济发展的十年荣景造就了一片欣欣向荣的表像，改革的到位无效问题被掩盖了，持续改革的迫切性也被掩盖了。古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当今中国社会与改革开放前夕相比，已远非“穷”的处境，如此，则“变”的动力也就消磨了。
　　其二，二十八年的改革，成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既是改革的动力，也带来了继续改革的阻力，而且阻力日益增大。
　　其三，最大的阻力来自微观和宏观层面缺乏改革需求的传导机制。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最大的改革需求往往产生自下层，但是这种需求上传不到上层。例如邮政改革的动力，就是源于基层邮政所对竞争环境的求变，而非邮政总局的自我求变。当基层的改革需求不能传导或有效传导到上层的时候，改革往往成为上层交差式的任务，为改革而改革，甚至是乱改革，即所谓“拍脑袋式的改革”。
　　政府的行政改革，是当前最重要最核心的改革。在这个方面，尤其反映了改革动力的欠缺。 　　在指出改革缺乏动力的时候，同时我们也要回答改革动力何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为什么需要进一步的改革的问题。
　　有谁能保证荣景会永久持续下去吗？没有。既然没有，改革就是惟一的出路。这是提高中国整体国家竞争力的惟一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中国在没有保护伞的情况下和列强全面公平竞争，外国没有必要再让中国三招。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这是需要本钱的。惟有持续地深化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的本钱。
　　二十八年的改革过去，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中国民众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他们的容忍度则在下降。改革初期可以用农民社会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手法解决问题，但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新社会阶层兴起的今天，陈旧的管治手段已无法解决新的问题。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也是继续改革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固步自封形成不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需要不断的调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只有伴随着持续的改革和持续的开放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纸空文。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原因。

《学习时报》署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

最近出版的第367期《学习时报》刊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该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名书。该文全文转载如下。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能解决一切问题。民主是一种保障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它只是人类众多制度中的一种，主要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规范人类的全部生活。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但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出现过，并且还可能不断再现。因此，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政治家或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瞭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政治民主是历史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但是，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则是有条件的。一种理想的民主政治，不仅与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准、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相关，而且与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人物和国民的素质、公民的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需要政治家和民众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艺术。推进民主政治，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需要启蒙，需要法治，需要权威，也需要暴力来维护正常的秩序。但是，推行民主的基本手段不应当是国家的强制，而应当是人民的同意。民主既然是人民的统治，就应当尊重人民自己的自愿选择。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无论是国内专制还是国际专制，都与民主的本质背道而驰。
　　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我们来说，民主更是一个好东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主席又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当然，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另一方面，我们不照搬国外的政治模式。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条件。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实。

世界银行的2份报告：俄罗斯VS中国

　　今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中，有二份报告，极具震撼。
　　第一份是世界银行专家在4月17日公布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是世界银行专家12月1日宣布的分析报告：在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
　　第一份报告让人震撼，是让人们知道，有一种经济增长，叫”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开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当下，俄罗斯人平均月工资10800卢布，约合人民币3650元。其中莫斯科人均工资最高，目前人均约2万卢布，折合人民币6700元；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最低，月均工资在9500至10000卢布（人民帀3200至3360元）之间。
　　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是俄罗斯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随着经济增长，俄罗斯各地每一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最低生活标准每一季度由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制定，用于评估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作为制定补助金、补偿金及其它社保支付的款项。莫斯科今年第三季度，人均最低生活标准为月5124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700元，北京市2006年7月1日起，基本生活费确定为每人每月448元，仅为莫斯科最低生活费标的26％），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5795卢布，退休人员3533卢布，儿童是4381卢布。与中国东北接壤的滨海边疆区今年第二季度居民人均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月4362卢布（折人民帀每月1450元，与之接壤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行居民最低生活费保障标准是1997年制订的，市区每人每月200元，阿城市、尚志市、木兰县和延寿县为117元），有劳动能力的居民最低生活费指数为4687卢布，退休人员3383卢布，儿童4202卢布。由于”贫困线”的标准特别高，全俄罗斯平均计算，相当于人均GDP的40％，而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最大一块，就用在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以莫斯科市2007年预算儿童补贴项目为例，全市明年财政预算，用于有子女家庭社会支持款项总额360亿卢布（108亿人民币），生育二胎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所获一次性补助金额将增加4倍，从2000至1万卢布不等；每个儿童的月津贴数额将增加1至1.5倍；多子女家庭的年度校服补贴从1000卢布增至5000卢布；因在家照顾3岁以下残障儿童而不能外出工作的父母将获得每月4500卢布（1300人民帀）；抚养三岁以下儿童的大学生家庭每月的食品补贴将增加两倍，从550卢布增至1650卢布；为预防社会孤儿出现及发展家庭教育方式，发放给监护人用于抚养被监护人的资金数额将从4500卢布提高到6000卢布。（注：最新汇率10卢布=2.9731人民帀）
　　可以这样说，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进入发达国家，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十五年转型，俄罗斯人民，真正地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百年之梦。
　　今年10月11日，普金访问德国，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近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系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第二份，世界银行12月1日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是这个结果，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第一次记录到。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基本上都有个人头费，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贫困的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过。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过。笔者的舅父和舅妈，在广东东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前几天我问他俩，养老金每月多少？每人189.94元。我舅父说，他是集体八级工，30年前工资八十多元，现在每月拿189.94元，而一瓶液化气就要90元。
　　“水涨船高”，经济增长，全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根基，也是政府对其体制合理性和执政合法性论述的承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俄罗斯的增长同时起步于1999年，增长速度更快。但是，同样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生活素质的提高却完全不同，犹如天壤之别。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人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二倍，增长迅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今年接近4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下还在下降。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分析表明，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因此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微少的储蓄，能补贴他们维持多久；六年前1.5万亿的财政收入，建立不起社会保障体系，六年后，年4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也没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形成，他们的希望，何等渺茫。
　　另：在北京召开的中非首脑会议，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承诺免除债务、提供贷款，开发投资，援助计划共二百到三百亿美元。这一款额，足以在中国农村建立起一套妇幼保障体系。

作者曰：我无意批评当前的政策，任何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某个群体利益意志的反应，批评这样的政策不会有任何的实际作用.但在凯恩斯提出社会保障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后，西方的发达国家不仅仅是从人文的角度来关怀弱势群体，而是从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中国的御用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而是有选择地拿那些对某些团体有用的理论，没有独立的思考必然有这样的结果.中国经济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些成果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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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洪水猛兽

　　中评社香港1月1日电（评论员　丘峦）在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全球化不等于全面西化，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对全球化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在2007年的第一天，我们可以大胆预测，今后的每一年，都是中国越来越开放，也是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价值的新一年。
　　之所以如此感慨一番，是因为近来阅读到不少西方传媒的评论文章，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抱有严重的疑虑心态。西方评论界人士有一个简单的思维公式：中国在迅速崛起+中国人会产生大国心态+意识形态会失衡+民族主义思潮会抬头+传统文化复兴=洪水猛兽。
　　日前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就与上述公式很吻合。
　　该文章认为：政治、经济的崛起，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的心理。一些重要的迹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重视，“国学复兴”渐成潮流。中国传统的周制婚礼，也渐渐地在年轻人中流行，爵弁玄端、玄色纁袡，开始替代西服婚纱，而在婚庆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专门承办这种婚礼的婚庆公司。20年前登堂入室的西式婚纱婚礼虽然仍是年轻人选择婚礼的主流，但中国传统婚礼也逐渐在回归。更微妙的是，2006年，“汉服”在中国也渐有升温之势：湖北、北京上千名学生身穿汉服在编钟声中完成“成人礼”。
　　根据这样的文化现象，该文章下结论说：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逐渐觉醒的大国心态，有可能使中国长期抑制的民族主义抬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史，给中国人刻下了无法抹平的伤疤，一旦中国在国际上找到自已的位置，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极易导致心理的失衡。
　　仅从文章的写作角度来看，如此微弱的论据显然是无法支持如此宏大的结论的。但是，从西方的心态来分析，这样的推理恰恰是正常的。为什么呢？一，西方鼓励中国走向世界，但是要符合西方文化的规矩，要玩西方的游戏。二，西方主流社会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排斥的。三，西方的单边思维导致排斥一切异己文化，并把东方文化当作对手。所以，如果传统文化在中国蓬勃复兴，西方岂不恍如面临洪水猛兽？
　　如果各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那么，“和”字对中国再合适不过了。“霸”字对西方最为形象。“和”取中庸，“霸”走极端。所以，“和”与“霸”是很难拢到一起的。于是乎，中国与西方的思维就老是合不到一起。以“和”的心态对待世界，期盼的是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乐融融。以“霸”的心态对待世界，就必须分个三六九等，自己务必站在上风，主宰权力，号令天下诸侯。以“和”心看“霸”心，可以容忍。以“霸”心看“和”心，无法忍受。所以，中西方的对视角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以“和”为文化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视为洪水猛兽，是不奇怪的。
　　当前的中国，不是太过于飙扬传统文化，而是对传统文化漠视得太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放眼世界，对西方建设现代化的经验非常佩服，大力借鉴。相对而言，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精髓的重新认识，就少得可怜。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生生不息的，过去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立下功劳，今天不仅能为中华民族，还能够为世界的发展提供动力。近年来中国在世界宣扬的“和谐”理念，是解决国际现存的尖锐矛盾的唯一文化精神的“药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洪水猛兽，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陈水扁元旦独言独语 称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中评社香港1月1日电／陈水扁今早发表元旦讲话，强调所谓的“台湾主体性”，又宣称台湾一直限缩在一中框架下，九二共识、一中政策“剥夺”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权利，要跳脱一个中国的狭隘思维。

　　陈水扁更赤裸裸宣称，台湾“绝对不是中国一部分”。

　　他又扬言，在没有民意共识下，不松绑两岸经贸政策。他说，只有台湾意识路线，没有“苏修路线”。

　　不过，陈水扁文告不敢再提修宪。制定所谓台湾的宪肯定将泡汤。

　　陈水扁又说，就任6年，台湾人民本土认同度达60.1%，“国家认同”上，自认台湾人的比率上升。

　　陈水扁说，过去6年，台湾政党恶斗，造成台湾社会对立。

核危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 美日牵制

《半月谈》杂志发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专家刘卿的署名文章，分析展望2007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全文如下：
　　200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跌宕起伏，经历了自"9•11"事件以来最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周边地区"热点"同时升温；局部地区政党竞争引发政局动荡；大国对地缘政治优势的争夺加剧；区域合作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展望2007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可望保持，对中国有利的态势将继续发展，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增加，甚至还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突发事件。

　　地区"热点"相对降温，核危机继续牵动地区安全变局

　　2006年，中国周边地区"热点"同时升温。阿富汗持续动荡，塔利班攻势加剧，安全状况降至近年最低点。喀什米尔分离势力在孟买制造连环爆炸，印巴关系一度紧张，和平进程受阻。斯里兰卡政府军与猛虎组织冲突升级，停火谈判中途夭折。菲律宾恐怖爆炸频繁发生，成为东南亚倍加关注的乱源。伊朗断定布希剩余任期无暇他顾而决心拥核，伊核问题持续升级，至今没有缓解迹象。朝鲜为缓解内外压力铤而走险，发射导弹、试验核武，美日借此加强军事戒备，东北亚局势骤然恶化。
　　2007年，地区"热点"将有所缓和，但危机依然存在。随着波兰、法国等增兵阿富汗，北约将扩大在阿军事行动。然而，塔利班与北约联军之间的矛盾以及阿各部族之间的矛盾非短期可以解决，像往年一样，塔利班2007年春季攻势将依然猛烈。印巴宣布重启和谈，并就建立联合反恐机制达成一致，印外长也将于2007年年初访巴，但印巴间"脆弱的信任"关系难以使南亚形势得到根本缓解。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愿意和谈，但斯民族矛盾积怨太深，内战危机仍存。
　　2007年，朝核、伊核危机依然是地区安全变局最大诱因。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数朝核危机。朝核试爆极大地冲击了周边安全现状，东北亚军备竞赛不可避免地升级，韩、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虽难说会起而效仿，但肯定会加强与美军事捆绑。伊核危机同样影响中国战略走势。如果伊核危机升级，将使中国在伊美之间作出艰难选择，促其和解才是中国根本利益所在。
　　政党政治趋向平稳，局部内政动荡仍有可能
　　2006年，周边国家内部政治力量发生重大分化组合，局部引发内政变动甚至政治危机。日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右翼集团继续主政。韩国执政的开放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大国家党取得压倒性胜利。塔吉克斯坦总统选举落幕，拉赫莫诺夫再次当选。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组织抗议活动，要求政府进行宪改。泰国因大选问题爆发持续大半年反他信政治运动，国家几乎处于分裂状态，最后导致军事政变。尼泊尔反对党不满国王解散政府，策划集会和示威活动，迫使尼国王下台，组成联合政府。东帝汶骚乱虽有缓和，但示威抗议不断。
　　经过2006年大换届、大动荡之后，2007年周边政党政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但局部国家和地区政治板块碰撞依然激烈，不排除出现新的动荡。尽管泰国临时政府声称国内严重分歧已消失，并宣布在新宪法出台后的2007年底举行议会选举，但他信的支持者仍可能引起内政不稳。尼泊尔反政府武装与政府达成和平协定，结束十年内战，但2007年6月的议会选举以及是否实行君主立宪制，仍可能是多党争执焦点。虽然穆沙拉夫军权在握，2007年年底的总统选举将无悬念，但巴基斯坦反对派不会轻易屈服。
　　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美日将继续加强对华战略牵制
　　2006年，大国在相互借重加强的同时，对地缘政治优势的争夺加剧。中美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军事互信提高，在反"台独"问题上暂时形成默契。中俄战略协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伊核、朝核问题上密切配合；俄欲借华平衡美战略压力，比以前更注重发展对华关系。中日关系在安倍访华后走出谷底，各层次交流逐渐恢复。美印、日印关系提升，相互借重加强。与此同时，大国矛盾进一步发展，争夺日趋激烈。俄美在格鲁吉亚等问题上矛盾公开化，双边关系处于冷战后最紧张时期，战略互信降至谷底。俄加强对北方四岛基础设施建设，与日对立、戒备和矛盾上升。美日以朝核试为由向中俄施压，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力图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
　　美日向南亚、中亚、东南亚渗透，对华牵制政策取向愈加明显。美进一步扩大与东盟国家军事合作，事实上承认印度核国家地位，增加对蒙军事援助；同时，加大对越、柬、老等东南亚国家"颜色"组织的支援力度，推动亚洲"转型外交"，迂回挤压中国战略空间。日美加快军事一体化，增强联手制华能力。日美在将我国台海地区纳入共同战略目标后，首次以西南"离岛"作为演习对象；日美战略对话拉进澳大利亚，将我国军事透明度列为主要议题；美提升与印战略关系后，日积极跟进，强化与印军事合作。
　　2007年，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美日将继续加强对华战略牵制。美国会中期选举后，民主党掌握两院主导权，将在经贸、人权等问题上加大对华压力。随着安倍政府在对华外交手段上的改变，2007年，靖国神社问题、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可能淡化，但日本右翼势力不遗余力推动政治军事大国的路线不会改变，安倍政府在改造战后体制方面可能有大动作。
　　区域合作深化与泛化并存，中国推动的多边合作面临新的挑战
　　2006年，区域合作进一步扩大。东亚合作以"10+3"、"10+1"机制为基本框架，继续深入发展，东亚经济体概念渐入人心。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上海合作组织政治安全合作继续深化，经济职能增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与此同时，区域合作泛化问题逐渐显露，现有合作融入其他跨区域和泛区域合作范畴，影响合作向纵深发展。上合组织在吸收伊朗、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为观察员后，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带入组织内，上合组织凝聚力受到一定影响。东亚峰会虽已推迟至2007年元月，但由于其远远超出东亚范围，其论坛性质难以改变，东亚共同体建设名难副实。中国虽成为南盟观察员，但并未获得多大实质内容，推动与南亚国家合作仍然依靠双边关系。
　　2007年，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方面将有新的突破。上合组织将在俄境内举行下一次联合反恐军演，军事互信进一步增强。从2007年开始，《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综合行动计画》全面启动，各主要项目投资将逐渐扩大。中国和东盟合作也将有飞跃发展，从2007年元月开始，中国与6个较发达成员（泰、新、马、印尼、菲、文）60%税目的关税将降至0～5%。
　　但是，中国推动的多边合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朝核问题成为国际焦点，中国被推到六方会谈前台，国际压力加大。美将力促"大中亚"计画落实，诱导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企图将其从上合组织剥离出去；日推动"日本+中亚对话活动计画"，加强对中亚渗透，试图弱化中俄在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东盟借美平衡对华关系倾向加强，"10+3"也在向美敞开胸怀；另外，东盟各国竞争加剧，他信倒台后泰国在东盟的招牌地位迅速降低，越南代表后加入东盟的四国正在加重分量，印尼作为东盟发起者极力恢复影响力。东盟内部意见不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势必受到影响。
　　和谐周边建设继续推进，但部分国家对华疑虑仍存
　　2006年，和谐周边建设成效显着。中国在推动地区"热点"解决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举行上合组织理事会5周年峰会和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提出诸多进一步推动地区合作的建议和具体措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出访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与印、巴等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加深传统友谊，促进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虽然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依旧，但两次高层会晤显示双方愿意以理性、务实的思维来面对未来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
　　2007年，中国和谐周边建设将继续推进。中印商定共同举办"中印旅游友好年"，考虑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俄将举办"中国年"活动，进一步加深两国传统友谊和相互瞭解，推进政治、经济、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国合作水准。2007年是中韩建交15周年，中韩将共同举行"交流年"活动，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2007年也是中日关系正常化35周年，中日官方和民间将极力创造良好环境，烘托友好关系的主旋律，消除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 　　中国致力于和谐周边建设，得到多数国家民众的理解和认同，但仍有部分国家对我国实力快速上升存在顾虑。如前所述，无论是西北方向还是东南方向，一些国家为平衡日益增强的中国影响，愈加重视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因素的存在。我国睦邻环境依然面临诸多干扰，增信释疑工作不可怠慢，和谐周边建设任重道远。REVIEWCN